冯友兰(1895.12.04—1990.11.26) 

著名哲学家、教育家,著有《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贞元六书》等,曾任民盟中央委员,是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

他构建了一套完整的新儒家哲学思想体系,其哲学作品为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在西方学术界,他被认为是现代哲学史上“最先具备哲学史家资格的学者”,是西方人了解中国哲学的必经之路。

今天,在冯友兰先生诞辰130周年之际,让我们再次将目光投向这位学贯中西、著作等身的哲学巨匠。

冯友兰,字芝生,1895年12月4日生于河南唐河县。这年,丧权辱国《马关条约》签订,古老的中国进一步坠入苦难的深渊。也是这年,发生了要求变法图强的“公车上书”事件,寻求民族脱困之路成为仁人志士自觉担当的使命。生逢千年之大变局的时代,“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段概括司马迁治学精神的文字,成为冯友兰一生学术的真实写照。

1915年,20岁的冯友兰考入北大哲学门,后考取官费留学,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习。回国后,任清华大学教授、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在繁重的工作之余,他著书立说,建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

据20世纪三四十年代清华大学的学生回忆,一迈进冯友兰的住所,迎面便可见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事开太平”的条幅。这四句名言出自宋代哲学家张载,冯友兰将其称为“横渠四句”,并以此作为自己一生的座右铭。

冯友兰的哲学始终与中华民族的命运起伏同频共振。他的《贞元六书》,与抗战同终始。第一本《新理学》写在南渡之际,末一本《新知言》成于北返途中。在六本书各自的序言中,表达了他对国家和民族深切宏大的爱和责任感。他的哲学,不属于书斋和象牙之塔,他希望它有用。

当时,很多人对中国能否战胜日本持怀疑态度,而冯友兰对民族命运前途乐观旷达。他在1938年一次学校集会上发表演讲,认为战争不在于一城一地一时的得失,而在于两个民族、两种文化的较量。他坚信中国的文化是战胜敌人的最大法宝,中国最后一定能打败日本,迎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1946年,联大北返前夕,冯友兰撰写纪念碑文,以文明史观消解了“全盘西化”的思想迷雾。他更以“千秋耻,终当雪”的呐喊,将抗战胜利升华为文明复兴的序章。

抗战胜利后,冯友兰远渡重洋,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讲学,传播中国文化。他的英文讲稿后来被翻译成中文出版,这就是超级畅销书《中国哲学简史》。这部被誉为“用英语写就的中国哲学圣经”的著作,以跨越文明的视野,在中西思想的碰撞中架起理解的桥梁。

1948年初,冯友兰谢绝美国多所院校的挽留,毅然回到祖国。此后,他于1949年10月1日参加了开国大典,和十万普通百姓见证了改天换地这一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