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羊子山

全国最大古祭祀台遗址（上）

郑光福

位于成都市成华区升仙湖畔的羊子山祭祀台，是古蜀王国最重要的政治地标性建筑。羊子山祭祀台从发现至今已66年，仍然藏在深闺人未识，连许多老成都都不知道它的存在和历史。

羊子山古祭祀台边长超过100米，高12米，由140余万块土砖堆砌而成，是全国最大的古祭祀台，也是整个四川省迄今为止发现的同时期唯一一座地面建筑。

羊子山遗迹修建时间约为商代晚期，保守估计距今约3000年，几乎和金沙遗址处于同一时期。留下的战国、汉、晋、魏、唐、宋直到明代墓葬共有211座，其墓葬数量和出土的文物十分惊人。

我从1976年起便开始参与羊子山祭祀台研究工作，算是熟悉羊子山祭祀台发掘历史的知情者，比较了解它的前世今生。

发现四川唯一古代地面建筑

成都出北门穿过古老的驷马桥，在今青龙场与将军碑之间，曾有一高10余米宽100余米的土丘。当时，人们还未意识到这就是古蜀文明之源——羊子山祭祀土台，是农民牧羊的地方，故世世代代称其为羊子山。

上世纪50年代，国家大兴土木建设，文物古迹保护意识不强，当地农民取土烧砖，到上世纪50年代末，羊子山已被挖平，土台不复存在。但“羊子山”这个名字却存续下来。人们在遗址旧址上，修建了羊子山汽修厂，并盖成仓库。羊子山文化，被静静地闭封在时光的尘埃里。

1953年，国家修筑宝成铁路时，羊子山祭祀台遗址被发现。

祭祀台遗址的表层为明代墓葬，往下是宋代、唐代、晋代、及至汉代和战国的墓穴，最底层即是土台遗址，是一座历经千万年的古人历史博物馆。

在一马平川的川西坝子，隆起这样的土台，显得十分壮观。

多数专家、学者考证后认为，羊子山土台严格定义应叫“祭台”，修建年代约在商代晚期，距今约3000年，其性质是宗教祭坛，是古蜀国人民与神灵沟通的媒介。

这是整个成都地区甚至整个四川省迄今发现的唯一一座地面建筑，也是全国发现的同时期祭坛中最大一个。

按其规模和工程量，它不可能是一般小部落遗址，它应是蜀中国家级的“祭台”。它反映了3000年左右古蜀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宗教、信仰以及社会生活历史变迁等内容。

1956年，考古工作者在羊子山遗址台基下又发掘出了5件打制石器。打制石器是旧石器时代（公元前250万年—公元前1万年）晚期的实物，这可以把成都先民在这里生活的时间至少推算到公元前1万年，比宝墩、三星堆、金沙还要早。

这是古蜀祖先万年前就在成都生活的最早的唯一的证据，也就是说羊子山祭台，是成都古蜀时期最早的遗迹之一。

考古人员在打制石器底层与台基之间，又发现了一个古蜀石器文化层，其时代相当于商代中期，距今3300年左右。该文化层的出土器物，为探索古蜀国的奥秘，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古蜀国用于宗教祭典的场所

历史学家冯汉骥在《西南古代的奴隶王国》一文中说：“以羊子山的土台而言，是属于蜀人较晚期的遗迹，其时代在春秋战国之际”。可见，四川古文化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相当发达。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主任孙华先生，1993年在《四川文物》一月号上撰文说：羊子山土台性质，原报告推测：“是观望，或为集会，祭典之所”。

四川大学林向教授明确指出，它应是宗教祭祀性质的建筑，“可能之为祭坛”，是古蜀国用于宗教祭典的场所。

关于祭祀，据詹鄞鑫、徐莉莉于1990年所著的《神秘龙的国度——华夏文明面面观》一书有如下表述：

祭祀是一种通过礼物贿赂，向神灵求福消灾的宗教仪式。原始时代，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水平都很低下，处于幼稚，很自然地想象世界上任何实物和现象都是由它们自身所具有的意志来控制的，于是产生了万物有灵的观念。人们为了本身的生存，便把本来只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求索关系推广到人与神之间。

原始的祭祀比较简单、也比较野蛮。人们用竹木或泥土塑造简单的神灵偶象，或在石岩上画出日月星辰野兽等神灵形象，作为崇拜对象的附体。然后，在偶象面前陈列献给神灵的食物和其它礼物，祭祀者对着神灵唱歌（或嚎叫呐喊）、跳舞，并由主持者祈祷求福。

进入文明阶段后，随着物质生产的日益丰富和政治斗争的需要，祭祀礼节越来越复杂，祭品也越来丰盛讲究；偶象越做越高大华丽，并陈列在专门建造的庙宇中，其中许多作品还成为后代的珍贵艺术品。重大的祭祀，不再有原始祭祀者的淳朴的歌唱舞蹈，而代之以专门训练过的歌舞乐队。

自然，杀人祭祀的野蛮风气也逐渐被禁止消失。

古蜀时期陶制手工业已专业化

我从1976年起，便开始参与羊子山祭祀台研究工作，算是熟悉羊子山祭祀台发掘历史为数不多的知情者。

遗址台基下发现的打制石器，比宝墩、三星堆、金沙文化还要早，应该是我们祖先万年前就在成都生活的最早的的实物证明。

成都双水碾街道办提供的资料表明，这里留下的战国、汉、晋、魏、唐、宋直到明代墓葬共有211座，堪称“地下古墓博物馆”，发掘出的历史文物分散于全国各地，部分文物甚至成为镇馆之宝。

羊子山土台遗址古墓中的随葬品相当多，仅以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公布的《成都羊子山第172号墓发掘报告》中陪葬品陶器为例就有：陶器共出土16件，都被压成碎片，只有少数可以复原。

我在现场注意到，这16件都是容器，除口部用轮制外，器身都用模制，陶器内壁有用陶杵和手指按压的痕迹，所以器壁厚薄不匀。这16件中有常见的陶罐15件，其中2件 㚒砂灰陶质，小口，口微侈，唇反卷，颈较高，肩凸出，再圆下与腹相接，圆腹，平底。肩以下是粗绳纹。

另外13件为直唇，小口，短颈，肩向内源转，腹圆，项下构成圈底，肩腹有明显分界，肩下至底全部分为细绳纹。表面里灰色，内外黄褐色。制作工艺特别的是1件陶壶。它泥质为灰陶色，是陶土经过精细的淘洗，质坚密，火候较高烧制而成。它短颈，小口，口微侈，唇外折，腹椭圆如蚕茧状，向下收为圆低，再下加一个圈足。另颈上有凸出的炫纹两周，器身两端各有同心圆纹三周，又有从头到足的双旋纹各三条。口部轮制，器身模制，表面磨光。器高18.5，口径5.8，腹径18厘米，十分精美。

这批陶器的出土，充分说明当时蜀中陶制手工业生产已日益走向专业化，社会出现分工，社会经济日益繁荣。

（未完待续）

方志四川 篆刻：殷智

来源：封面新闻

作者：郑光福（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四川省散文学会常务理事，成都市作家协会会员，成都市广播电视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