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巴蜀文化的

人文历史符号

易旭东

官商仕贾，侠夫壮汉，走卒贩夫。

以平等的视角，让形形色色的舞剧上演。

唱的人，真性情；看的人，伟丈夫。

在“驷马桥”，司马相如不仅实现驷马荣归的梦想，并以此为起点，将中国的西南边界推进到澜沧江畔，汉武帝先后设置犍为郡、蛘舸郡、越西郡、沈黎郡、汶山郡、武都郡、益州郡等七郡，云南、贵州与广西等地，纳入汉王朝行政管辖之中，极大地影响到中国日后的版图。

文化上，中国文化精英的“异代知音”。

“人生偶像”。书写传统文化里“才子佳人”的完美版本。

中国正史上记载的为数不多的“爱情喜剧”。

“汉赋超男”。继大禹、“蜀泮”后，秦以来出川第一人。

“骄狂”“胆大”的人文性格，与巴蜀文化的“英雄崇拜”品性有关。

屈原往后到扬雄，除司马迁以外的中国头号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星，华彩辞章，扬名京城，以一篇《子虚赋》，进而被召至京城，授职封官；以文人特有的艺术化、审美化的手段，“一闻”而非“一见”，“以琴心挑之”的传情方式，用文心、文化之心、文圣之心获得爱情。

“家徒四壁”的司马相如，吸引卓文君的不是门户，而是才情；豪商出身的卓文君，吸引司马相如的不是财物，而是美色。爱情结合，才色之恋，一个神奇而浪漫的经典范例。

优雅时尚。

不管是境界的崇高，还是社会的世俗。

一生的“一夜情”、一世的“裸婚”。

现在决绝的BH女、21世纪的闪婚，比之相比，也显得矜持。

究竟是古人生活丰富多彩？

还是现代人生活无深度可挖掘？

男人们苦恼于要脑残的美女，还是要充满智慧的丑女？女人们则在有钱却霸道、没钱却温柔的男人中做选择题。网络上，很多女人公然求包养，为了物质享受，宁愿做小三。

任何时代，真爱总是让我们感佩。

爱情是基础、出发点，延伸出亲情、友情、乡情、民族情。

“相如为之师，乡党慕其迹”。

四川自古多有辞赋大家，汉朝有司马相如、扬雄、王褒，唐宋有李白、苏轼、苏辙；当代也有何开四、魏明伦、潘成稷等人。千年文脉，源远流长。

精神上，勇于创造，首倡“非常精神”。

自励自新。在《难蜀父老》一文中提出：“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旨向在“非常”的核心，在敢于为天下先，提倡首创精神。因此，强调“非常”之旨，在“异”于庸常。

借晓喻天子之意，打消汉武帝开边的犹豫，坚定开边的信心。阐明了和少数民族相处的道理，以亲民的态度，成功地说服了众人，使少数民族与朝廷合作，为开发西南边疆作出了贡献。

人生北向。得益于自我意识的强健和人格精神的勃发。

功名南延。体现政治智慧、人文关怀，朴素的民族平等思想。

首先，把少数民族看成是中华大家庭中的成员。

提出汉帝国的边疆政策、少数民族政策的核心内容：强大而文明的汉帝国，肩负着怀柔四夷，以文明化四夷的历史责任；带给四夷的是先进与文明；方式是怀柔，也要控制的“羁縻”。

其次，以“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的大气魄，来完成“国道工程”的任务。

独特的精神标识。《难蜀父老》，以解答问题的形式，假想性地“以蜀父老为辞而己诘难之”，主题显出锐进创新与因循保守，力求拓边西南与维持西南现状的两大思想的战略对决。

历史前进、文化发展的内生动力。

异乎寻常的事物开始出现时，民众可能会感到恐惧，及至获得成功，天下便清平安乐；以大禹治水的精神鼓舞官民，说人民辛苦，大禹也辛苦，但合力创造了显于万世的美好功业。

创新创造。洋溢着强烈地域文化精神的个性人格。

思想亮点。在大时代风云激荡之际，不跟风、不盲从，保持冷静，自励自新。

这，也是对“损民”“难成”说的有力批判。

“非常”的雄心、气度，温文安逸与活力新潮，深植于巴蜀文化与血脉之中。

还是中国文官制度的先行者、践行者。

科举考试，文人入仕的主要途径。

制科入仕，特殊人才的主要通道。

为唐宋选拔“非长之才”的“制科”考试，不拘一格延揽人才，提供“模板”。

入仕济世安邦，对中国文化精英、特殊人才具有超强的吸引力。

“终南捷径”。颇深“相如情结”的李白，拒绝以科举入仕，最终以诗歌而得到唐玄宗召见，近乎司马相如经历的重演。杜甫向唐玄宗献《三大礼赋》，获得待诏翰林之赏誉……

最符合身份、展示才情风流、契合个性特征。

得意时，以相如才情自诩。

失意时，以相如志向自勉。

君臣契合。文人与君王间，因共同的文学爱好而达成契合，一种精神上的默契，仅仅或主要凭借文学才能获得官职，以文学写作作为事业，中国文学开始以专业创作的形态运行的标志。

形成中国文学史发展的常态，开辟了稿费的文化传统。

“相如情结”。艳羡司马相如以“以琴心挑之”的超常手段，获取美满爱情的风流韵事；向往司马相如以华彩辞章惊动天子，获招引赏识的奇特仕途经历。世俗生活、精神追求相结合。

作为一种理想追求、愿望情结，都幻想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

传统中国，社会共同的“皇帝情结”；道德境界上，推崇孔孟，形成“孔圣情结”；文学艺术上，仰慕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执着精神，积淀成“诗圣情结”。

“圣人情结”高雅，“相如情结”世俗。

前者由雅而伪，变成一种政治表态；后者因俗而真，实为一种人生需求。

“圣人情结”和“相如情结”并存。

一位心智健全的男人，自可标持安邦治国的雄心壮志，也不妨常将孔孟、屈原、杜甫，作为人生的楷模，但万万不可否认潜藏于心中的“相如情结”，否则便有虚伪作态的“装嫌疑”。

“窃资无操”。不少专家学者认为，自西汉扬雄开始，历代文人对司马相如的婚姻多有微词，指斥“琴挑”是“窃妻”，让卓文君临邛“当垆卖酒”，迫使卓王孙出钱是“窃赀”。

甚至举例，苏轼痛骂司马相如为谄媚小人，赴卓氏之宴是“率钱之会”。

如今，“雨后春笋”般的自媒体，以“窃妻”“窃赀”为“源头”，哗众取宠。

还原历史。最早的《蜀王本纪》出自手笔。同为汉代大儒的扬雄年青时，就刻意模仿“不似从人间来”的司马相如，只要一作赋便想模仿司马相如，赞叹：“长卿赋不似从人间来也！”

汉代蜀学的开创者。

李白也坦承从小就“私心慕之”，15岁就成司马相如的忠实粉丝。

苏轼的风流文章，也受益“得之于内”的教化之风。

乐观包容。自励自新，“非常”气度。一段被苏轼多次引用的话：“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

不仅是年轻的苏轼，巴蜀文化的精英，又何不如此。

苏轼梦与司马相如为隔代文友。

司马迁写《司马相如列传》时，全文收录三篇赋、四篇散文。

班固在《汉书》中，称他为“辞宗”。

鲁迅先生也感叹相如之赋，“卓绝汉代”。

小贬大崇。有不少专家学者引苏轼中年的一些言论，断定苏轼对司马相如为人，行文皆持否定态度。其实，不能只看对待司马相如的态度之“皮”，还得探其崇仰仿效的“髓”。

苏轼一生，被“圣人情结”和“相如情结”，交替折磨。

人来马往。“灵关古道”上，热闹非凡。

“黑铁时代”，从“灵关古道”，到“茶马古道”，从土司到流官，从州治到县治，“南方丝绸之路”必经之地，见证多种治理模式的交互变化，也见证历代治理者迥异的胸襟、气度。

直到20世纪50年代，因国道108线修通，变得人马稀落。

慕名而来。不见昔日繁华，仍有不少徒步爱好者、历史学家重访古人足迹。

惹人注目。被磨得光滑的路石，最好的历史见证，往来于古道上的军队、商旅之多，一路上印满的马蹄印，有时一个接一个，有时走一会，又是一个，深浅不同，大小各异。

一些地方道路狭窄，人马只能重复前面的脚印走。

一天天，一年年，不知多少年月，多少马帮行走，才会形成旷世之作。

2000多年后，踏上“灵关古道”，踩的依旧是大大小小的石块。

下马易履步行。有些牢固，有些破碎，忐忑而行。

路途的艰险，丝毫不亚于劫匪的凶悍。

雷雨的天气，山谷中还能听见悠远的铜铃、清脆的马蹄声响。

北纬28度，攀西高原的阳光，温暖大凉山翻涌的云，留住小相岭湿润的风，滴滴汇聚的清泉，滋养了这片土地，崇山峻岭间的灵关古道，回荡着马蹄铃声，美丽与欢歌，热情与奔放……

仿佛从古老而幽暗的意识深处，穿越而来。

沉默的古道，满布青苔。 

忘记曾经的繁华、喧闹，只有一片静谧、无声。

相同的空间维度，体验不同的时间维度。

 如今，邛崃市临邛镇有口“文君井”，当年卓文君与司马相如卖酒之地。

一曲凤求凰，贯穿一条街。“琴台路”，成都的一个重要地标，以司马相如和卓文君之间以琴吟诗、以诗结好的爱情故事而定名。

如今，沙河北起北郊洞子口，沿金牛、成华、锦江三城区，逶迤而下，在市区东南下河心村归流府河，全长22.22公里。美称成都“生命之河”，与府河、南河并称为成都“姊妹三河”。

飘荡的是浮华，沉淀的是精华。

《凤求凰》没有失传，失传的是那种至诚至爱的性情，对待爱情的那种纯粹和忠诚的态度。坐在角逐名利的漩涡里，带着浮躁的心态，永远读不懂经典。

重要“节点”。

驷马桥，左依“凤凰山”，右傍“太阳鸟”，“金牛道”起点，见证卓文君与司马相如“月夜私奔”“当垆卖酒”，从驷马桥北上京都，送走鼓荡大一统文化中国的梦想者与策动者，从驷马桥南行“灵关古道”，迎回完成“一带一路”的践行者、宣传者。

历史具象，不可复制。

巴蜀文化的人文历史符号。

（全文完）

作者简介

 易旭东，知名纪实作家，非学院派天府文化学者，北宋人物史研究学者。在国内外报刊发表纪实作品400余万字 ，近50篇作品获各种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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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四川 篆刻：殷智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易旭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