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浩《光明日报》（ 2020年12月13日 11版）

沙孟海(1900-1992),原名文若,字孟海,出生于浙江鄞县(今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曾任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终身教授、西泠印社社长、浙江省博物馆名誉馆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等。

沙孟海在书法篆刻艺术上卓有成就。于书,化古融今,自成一格,尤其是擘窠大字,有“榜书海内第一”之誉;于印,则清逸醇正,入古出新,所作古玺、汉印到明清流派,甚至隶楷入印,皆能信手拈来,极富书卷之气。

沙孟海是中国高等书法教育的先驱。六十年代初,沙孟海应潘天寿之邀,与陆维钊等诸位先生在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筹办并成立了全国首个书法专业。此举开创了书法的高等教育之路,于现代学院体系中重新建立起了道艺会通、学养相成的书法教育“通人之学”。

为纪念沙孟海为中国书法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研究其学术理念和方法,“碧血丹心——纪念沙孟海诞辰120周年系列活动”近期在京展开。沙孟海书法篆刻艺术大展暨学术文献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开展,同期还举办了纪念座谈会及全国“书法学”学科建设与发展学术研讨会。

实事求是(篆刻)

审曲面势(篆刻)

临危不惧(篆刻)

碧血丹心(书法)

《西泠四家印谱跋》手稿

《与刘江书》墨迹稿

《与刘江书》墨迹稿

臣书刷字(篆刻)

今年是中国书法教育开拓者之一沙孟海先生诞辰120周年。自1963年至今,中国美术学院的书法教育走过了57个年头,回溯这超过半个世纪的漫漫长路,“敢为天下先”的开拓精神和“含弘光大”的责任担当,始终贯穿在中国美术学院书法专业各时期的发展之中,体现在一代代师生教学的点滴之间,是高等书法教育得以不断发展和完善的不竭动力与源泉。

作为一个书法家,一方面要了解文字的结构和书体源流,借鉴名迹,熔铸古今,推陈出新,自成风貌。另一方面还得转益多师,要有字外功夫,诸如文学、文字学、史学、哲学等学问修养,更要有崇高的人格修养…… ——沙孟海

1980年6月,时任浙江美术学院首届书法硕士研究生导师之一的沙孟海在北京治病期间给刘江写了一封信,内容主要是关于对中国首届五位书法硕士研究生培养的问题,这便是现在书法界大都已熟知的《与刘江书》。此信言简意赅,以当时全国书展的座谈为语境,围绕着如何重视传统讲到五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关于文字基础,强调对小篆形体结构必须下切实的功夫。二是关于专业技法基础,强调对正楷功夫应加以重视。三是关于学问基础,强调除技法以外必须有一门学问做基础。四是关于阅读和查考古书的能力,强调重视目录学。五是关于为艺做学问的态度,强调“转益多师”“抗志希古”。信中最后讲到“潘、陆二位先生创办这个专业,有远大的理想,可惜他们已不在人间。现在书法专业只我们一校,国家赋予的任务甚重,我们要特别珍重。”沙孟海以深沉的历史责任感所写下的《与刘江书》,对于中国的高等书法教育而言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

沙孟海提出:“一般书人,学好一种碑帖,也能站得住。作为专业书家,要求应更高些。就是除技法外必须有一门学问做基础,或是文学,或是哲理,或是史事传记,或是金石考古……”如此“以学养书”,并非只是技能和知识的具备,而是实践与理论的互通和相辅相成,是治学与创艺在观念和方法上的相通,以理论研究培养思考能力、引导实践,以实践检验理论研究的成果,是为专业书法实践的方法论。

浙江美术学院的首届五位书法硕士研究生都已成长为书法界的中坚力量,他们曾得沙孟海先生的亲授,老师的教学思想和艺术理念对他们影响深远。他们回忆说作为艺术家的学者,沙孟海先生以毕生精力成就恢宏大气的碑派书风,世人称他为“榜书海内第一”,他兼具四体精通的艺术视野和审美立场。学术又是沙老的立身之本,他兼有古文字学、古器物学、文物考古学、金石学、古典文学等多学科功底,是艺术与学术双栖的学者书法家。

沙孟海会通经史,连接古今,以宏阔的心胸、高远的志向、深厚的学养成就了自我,也树立了一个时代的书法艺术标杆。

现在所谓时代气息、时代精神,往往是指文学内容或者书法篆刻形式上所追求的一般理想。至于真正具有时代风貌,能代表一代书风者,则必须是在形式上具有强烈民族性的,又能经受社会检验、历史鉴定的。——沙孟海

时至今日,中国书法应时应势、应事应人,书风绚烂纷呈。随着书法史、书法理论研究的不断展开和深化,传统赋予我们今天艺术实践可借鉴和吸收的元素越来越多。面对古代传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面对外来艺术思潮的涌入,我们究竟如何自持,如何笃行,在守正中创新,在开拓中进取?

沙孟海先生在学术研究和创作上十分强调“穷源竟流”,他在《我的学书经历和体会》中讲道:“什么叫穷源?要看出这一碑帖体势从哪里出来,作者用什么方法学习古人,吸收精华?什么叫竟流?要找寻这一碑帖给予后来的影响如何?哪一家继承得最好?”

因此,基于这样的理路,我们研究一个时代的书法,师法一个书家的作品,学习各个碑帖,观察的是以风格为基础的内在体势的关联和发展,寻求的是“常”与“变”的关系,体悟的是入古出新的境界和方法,追求的是内在的化用和融通。正所谓本立而道生。引发对中国书法内在发展规律的探寻和对如何借古开今的思考。

古人受客观条件的制约,获得识见的资源远不如今人,机缘的因素占相当比重,其“博取”也往往是非系统,缺乏逻辑性的,所以古人通常以一生的内修来获得顿悟,寻求庄周梦蝶的化机,最终实现人书俱老。沙孟海先生在谈他的学书经历和体会时也谈到了他的博取,即“转益多师”。从少年时在帖与碑中“彷徨寻索”,到师从钱太希,再到青年时追慕沈曾植,请教吴昌硕、康有为,师从冯君木等,他在不断的访谒求教和自悟中,广涉碑与帖,对篆隶楷行草诸体用功,熔古铸今,约守自化,形成了其古拙朴茂、雄浑博大的独特艺术风格,而其中他对北碑和颜真卿楷书的感悟和涉猎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国传统艺术的传习皆强调师古、师造化,但无论是师古还是师造化皆为“中得心源”,强调的是内心的感悟。因而,师古便不仅仅是传技法、得风格的问题,而是感受力、表现力和创造力的培养和提升。从“会”到“懂”,从“法”及“道”,只有通过“转益多师”“博采众长”方能在约守中实现融会贯通,进而“书通则变”创造独立的风格。

那么,在书法已成为一门学科的今天,究竟如何“转益多师”?今人习书当然也可以凭个人喜好博采众长,未必不成功。但是从教育的角度,尤其针对专业书法教学,今天历史的赠予,人文研究的贡献,科技创造的可能,赋予了“转益多师”更多的学理性。沙孟海先生在书法研究中的理性梳理、逻辑分析,既是一种研究的框架,又是一个实践的范式。对书体源流、技法演进、风格因革作“穷源竟流”的梳理分析,为实践的“转益多师”提供一个纵向、横向,系统化、体系化的资源。

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的繁荣,我们所面临的文化艺术环境比古人要复杂得多。传统给予我们丰厚的积累,善用者传统是取之不尽的财富,而不善用者传统即成为沉重的包袱。今天,我们学习书法,实物范本的积累越来越多,思路越来越活跃,同时受到的干扰也越来越大。沙孟海先生在“法”与“道”,“会”与“懂”之间构筑起了书法作为学科的“学理”逻辑,旨在借鉴名迹,深究书体源流,体悟艺术因革,熔铸古今,以求推陈出新、自成面貌。对于我们而言它是一种思考传统和取法传统的方法,提醒我们如何不再以简单的“拿来主义”来照搬历史,如何从纷乱复杂的传统中提炼其中的本质和规律,感悟时代的气息,把握时代审美和时代精神,避免流于表面和浅薄,以一种专业的态度,与古为徒,借古开今。

正如中国美术学院院长高世名所说,二十世纪中国艺术史和教育史上,潘天寿、沙孟海等一批前辈大家,历经百年中国的沧桑巨变,在现代视野中整理国故,于学院体系中弘扬国粹,他们于民族危机中奋起,在时代问题中自新,从传统正学中鼓荡起中国人的堂堂士气,在书法与学术的贯通中焕发出文明振兴、国学存续的碧血丹心。

(作者:沈浩,系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