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为何要叫三星堆？

孙 华

三星堆遗址与三星堆文化

三星堆文化是分布在中国西南四川盆地内、年代范围大致在公元前1700年至前1200年间的青铜文化。该文化以四川省广汉市南兴镇三星堆遗址为典型遗址，范围广大，因该遗址最主要的考古工作和最重要的考古发现都集中在名为“三星堆”的土丘周围，故名。三星堆遗址是成都平原持续时间最长的先秦聚落和城邑，也是长江上游地区已知的规模最大的青铜时代古遗址。以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三星堆文化，是四川盆地最早的青铜文化，在中国青铜时代考古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三星堆遗址和三星堆文化，为研究探索传说中古蜀国的早期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三星堆遗址俯瞰图（来源：新华社）

一、三星堆遗址的三种文化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区西北约7千米的鸭子河畔，行政区划地跨南兴镇和三星镇，南距成都市区40千米，地理坐标为北纬30°59′38″、东经104°11′58″（图1）。遗址平面呈南宽北窄的不规则梯形，东西长5千米至6千米，南边宽2千米至3千米，总面积约12平方千米，其中以南部的“三星堆”，北部的“月亮湾”和“青关山”，以及城西的“仁胜村”等地点最为重要。

图1：三星堆遗址位置

三星堆遗址发现于1929年。当时一位姓燕农民在该遗址的月亮湾地点偶然发现了一个玉器坑，根据这个线索，1934年，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对三星堆遗址北部的月亮湾进行了调查和发掘。

1951年，四川省的考古学家调查了三星堆遗址，首次在遗址南部的三星堆地点发现大片文化堆积。

从1980年到1986年，四川省的考古学家在三星堆遗址连续进行了多次考古发掘，基本上把握了该遗址的纵向演变过程，并提出了三星堆文化的命名。

1986年，在三星堆遗址南部名为“三星堆”的、后来证实为人工堆筑的土丘西南侧，先后发现了两个器物坑，出土了大量金、铜、玉、石、骨、牙、陶质的器物，从此，三星堆遗址引起学术界广泛注意。

1987年至1996年，考古学家先后确认了三星堆东、西、南三道外城墙，并对遗址西北部的纵横两道内城墙遗迹进行了解剖，从而认识到夏商时期的三星堆遗址是一座被宽大土城墙围绕、西北部还有一个内部小城（月亮湾小城）的规模宏大的城邑（图2）。

1997年，在三星堆古城的西城墙外，发现了仁胜村墓地，使得人们对三星堆遗址的生者与死者空间有了更全面的认识。

2000年迄今，三星堆遗址的考古调查和发掘一直都在进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学家不仅对遗址做了全面钻探，还通过考古发掘新确认了三星堆东北小城（仓包包小城），新揭露了西北小城北部的青关山大型建筑群，进而对三星堆遗址的分布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

随着考古材料的增多，研究者的注意力开始从三星堆两个器物坑转向三星堆城址，并从三星堆城址扩展到三星堆文化及其相关考古遗存，从而把三星堆遗址、三星堆文化、四川青铜文化系统以及古蜀历史的研究推向了深入。

图2：三星堆古城平面图

根据三星堆遗址的地层关系、遗迹状况和器物风格，考古学家已经知道，三星堆遗址跨越了相当长的时间，从新石器时代末期的龙山时代一直到青铜时代的商周之际（约公元前2500年至前1000年），前后延续达1500年。遗址可以划分为早、中、晚三个大的时期（有的考古学家将中期即三星堆第二大期划分为两期，这样三星堆遗址就被划分为四期），三个时期代表着三种不同的考古学文化。

三星堆遗址第一大期是宝墩村文化（前2500年至前1700年），第二大期是三星堆文化（前1700年至前1200年），第三大期属于十二桥文化。除了第三大期外，其余两大期都经历了所属文化发展的全过程。

在三星堆第一大期时，三星堆已经出现规模很大的聚落，却没有营建城墙（或只在鸭子河与马牧河间修筑有两道南北向的防御设施），聚落的中心区一直延伸至后来三星堆古城的西城外。

当三星堆第二大期开始建造城墙时，原先的聚落已经被毁弃，因而有不少前一时期的房址被叠压在新修建的城墙或大型建筑下。从原聚落消失到新都城营建，无疑是三星堆遗址发展的一大变化，应该将建城以前与建城以后的三星堆遗址分别开来，各自作为该遗址的一个大的发展阶段。

在三星堆第三大期时，原先的宫殿、神庙、城墙都已毁弃，原先神庙中的像设和用具都被毁坏并掩埋于地下，遗址范围内只有部分区域发现有这一时期的遗存，一些先前的特殊场所（如三星堆宗教场所和青关山宫殿基址）还出现了这一时期普通居址的堆积。从中心都城跌落至普通聚落，这无疑也是三星堆遗址又一个大的转变。将三星堆的中心都城时期与普通聚落时期各自作为一大期，这应该是很合理的（图3）。

图3:三星堆城、堆、坑朝向示意

通过三星堆遗址的分期研究，可以知道，在宝墩村文化向三星堆文化转变的时期，成都平原许多宝墩村文化古城先后废弃，唯有三星堆这个聚落开始崛起并成为一个区域中心；而当三星堆文化向十二桥文化转变的时节，三星堆古城也应该发生了重大的政治事件和社会变故，城中的主要居民很可能迁移到了其他地方，其中一部分有可能迁徙至成都市西郊，在那里新建立了金沙村古城，开启了一个新时代。

二、三星堆城址的功能布局

三星堆第二大期的古城，北依大河鸭子河，南跨小河马牧河，使得城址呈现被河流分割为南、北两区的跨河分布形态。大城南北长1800米至1900米、东西宽800米至2000米，城址平面形态呈北窄南宽、东短西长的梯形，面积约3.6平方千米。城址四周有很厚的城墙和宽大的壕沟，城墙用土斜向堆筑，墙体一般由主城墙和内、外侧墙三部分组成，墙基宽四十馀米，顶部现存宽度约二十馀米。东城墙现存约1090米，南城墙现存约1150米，西城墙现存约650米，北城墙原先可能兼有防洪的功能，现已被鸭子河水冲毁，无踪迹可寻（考古学家前不久在遗址北部发现的两段疑似城墙，距离鸭子河还有一段距离，且其北面还有同时期文化堆积丰富的区域“西泉坎”等，可能并不是大城的北城墙）。大城东、西、南三面城墙上各有若干缺口，其中有的缺口可能是城门所在，但目前还难以确定。在这些缺口中，大城西城墙上的一个缺口最值得注意，这个缺口与西城墙外的城壕相连，缺口处泥沙和卵石堆积很厚，很可能是古马牧河入城的“水门”所在。当初穿城而过的河流从这里入城，而不是从大城西南角入城的，现在马牧河的河道是洪水改道后的结果。

根据城内残存的内城墙遗迹，目前已知在大城的北部中央，有一道南北纵向的城墙和城壕将整个城址划分为东、西两部分。这样，东西贯穿全城的河流和南北贯穿全城的墙濠，把整个三星堆城址划分为四个区域，其中西北区沿着马牧河北岸还筑有城墙，使之构成一个封闭的西北小城，城的中央偏北有高达3米的人工土台“青关山”，土台上有土木构筑的大型宫殿建筑，已发掘的一座建筑东西长达65米，南北宽约十六米。从青关山的宫殿建筑遗迹，结合先前在西北小城东部出土的多种形式的瓦件，可判断西北小城是三星堆城最重要的“宫城”，是该城中心行政区的所在。

与西北小城相对的西南小城，虽受马牧河水破坏较严重，但从保存下来的三星堆地点的两个器物坑以及坑内埋藏的具有浓厚宗教祭祀色彩的器物来看，西南小城很可能是三星堆人举行祭祀活动的场所，是该城的宗教区。

在大城的东北部，近年来也确认存在一座规模较小的东北小城，该小城在三星堆第二大期偏晚阶段才营建，从城内出土较多的玉器残器来看，这里有可能是以手工业作坊等为主要功能的区域。

此外，在西城墙外的仁胜村，还发现有分布密集而有序的成片墓葬，这里应当是三星堆遗址的一处重要的墓葬区。

三星堆的城邑位于一条大河南岸，城中央另有一条河流横贯，将城内空间划分为南北两部分，城邑的功能分区呈现河北为世俗区而河南为宗教区的空间格局。除此，贯穿全城南北的内城墙将大城划分为东西两城，以分隔城内不同社会等级和职业的社群。城市因而形成南、北上下城区，东、西并列双城的城市结构。

三星堆古城的规划思想和文化传统，对以后古蜀国的都城，乃至于秦汉帝国的都城规划都有很大影响。金沙村遗址和战国时期的成都城，都是将城市规划在一条宽阔的河流岸边，却另有一条稍小的河流从西向东穿城而过，将都城划分为南、北两个城区。城的北区布置宫殿等世俗建筑，城的南区安排神庙等宗教祭祀场所，突出表现人与神分离的二元思想。横贯城市中间的河流，既起着分隔世俗之人与神职人员功能区的作用，也起着联系河北面人的空间与河南面神的空间的纽带作用。这实际上就是有学者所说的“象天法地”的都城规划。

秦国的都城咸阳在渭河北岸，也先后建有旧、新咸阳城，前者是秦孝公时营建的咸阳都，后者则是秦始皇仿效六国宫殿陆续增筑的宫殿区，他还将咸阳城区扩展到渭河南岸，形成了河流横贯大咸阳的都城格局。由于秦始皇不断神话自己，将自己视为三皇五帝的升华，追求神仙方术和长生不老，故他将原先古蜀国“象天法地”的都城规划移植至咸阳，更强化了天而弱化了地，变“象天法地”为象征天汉。古文献记载的成都“与咸阳同制”（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秦咸阳的形态是“端门四达，以则紫宫；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初学记》卷七地部下引《三辅黄图》），就是这种规划思想的产物。

三、三星堆文化与古蜀历史

通过多年的考古工作和研究，考古学家对三星堆遗址及其文化，已有比较深入和全面的认识。尽管三星堆遗址还没有发现文字，但三星堆器物坑出土的大量其他文化所不见的青铜像设等高品级文物，直观地向我们传递了大量的重要历史文化信息，笼罩在远古迷雾中的三星堆王国，已露出了它部分的“庐山真面目”。

首先，三星堆王国的族群构成是多元的，除了原先生息在成都平原上的当地新石器时代的族群外，还有从中原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迁徙而来的族群。考古研究已经表明，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现在被认为富庶的成都平原还是潮湿阴暗的丛林，还没有长期定居的聚落。大致在相当于龙山文化时代的早期，一些成都平原西北山区的族群逐渐进入到平原，成为这一地区的最初开发者。由于周围山区和丘陵人群的大量涌入，成都平原很快就涌现出了很多村落，出现了资源和领导地位的争夺和冲突。为保护自己，大约在公元前2500年以后，一些大型聚落开始在周围修筑土筑的城墙，成都平原进入了古城林立的“城邦时代”。随着这些史前城邦间冲突的加剧，不少城邦被邻近的强邦大族所兼并，原先的城邑也就越来越少。到了公元前1700年左右，位于成都平原北部边缘的三星堆族群，由于其独处沱江流域的地理位置，使得该城邦置身于城邦间冲突的边缘，坐收渔翁之利；也由于这时期一支来自中原伊洛地区二里头文化的族群，辗转通过陕西关中地区和甘肃天水地区，加入到了三星堆城邦中，带来了比较先进的技术和经验，因而在激烈的城邦冲突中脱颖而出，先后消灭了成都平原上的其他古城，成为了成都平原甚至四川盆地唯一的古代国家。

其次，三星堆王国的社会结构主要由两个族群组成，具有早期国家的一些特征。在三星堆器物坑的青铜人头像中，明显分为两种发式：一种是将头发梳成一条辫子，拖在脑后的“辫发”人，好似清代的男人们；另一种是将头发挽在脑后，然后用发笄即簪子将其别起来的“笄发”人，这是中国中原地区数千年来人们的主流发式（图4）。“辫发”人可能是先前来自川西北山区的早期居民，属于成都平原的主体族群，他们之中的上层可能掌握着国家的部分权力，而下层则是三星堆王国的基层居民。三星堆遗址的“辫发”人像，青铜人像头上的头发都梳向脑后，编结成大辫子，而石雕双手捆缚的裸体人像头顶的头发被剪成“分头”，只是脑后的头发被梳成一条小辫子；二者社会地位在发式上的区别十分明显。在三星堆的铜人像群中，从事宗教祭祀仪式行为的全都是“笄发”人像，“笄发”人很可能是来自中原地区的外来族群，他们是掌握着天文和宗教等知识的神权贵族；那么，与之共存的那些“辫发”人就很可能是成都平原的本土族群，他们是掌握着军事和行政权力的世俗贵族。

图4：三星堆王国上层的构成

其三，三星堆王国的人们已有复杂的宇宙观，有以太阳神为至上神的原始宗教，形成了与太阳相关的鸟和眼睛的象征寓意。三星堆器物坑内出土了高约5米的大型铜桑树和铜柳树各1棵，每棵树的9根树枝上各栖息着一只太阳鸟，这应是天有十日、轮流巡游周天的宇宙观和神话的早期实物例证。综合出土文物和神话传说可知，三星堆人心目中的宇宙是穹窿形的天空笼罩大地，四周为浩瀚的海洋，东海尽头有桑树名叫“扶桑”，西海尽头有柳树名为“若木”，十个太阳鸟轮流从东方扶桑飞向西方若木，从而形成昼夜之分（图5）。基于这种宇宙观，三星堆王国的人们非常崇拜太阳，形成了以人首鸟身太阳神为中心的神祇系统。在三星堆器物坑中出土的三具巨大的铜制凸目尖耳青铜面像，应该就是三星堆王国神庙中太阳神及相关神像的脸面装饰（图6）。原先完整的太阳神像头部和身躯都是人首鸟身的木雕，木质的部分已经随着神庙的焚毁而消失，只有凸目尖耳的青铜面部装饰被保留下来。大概也因为太阳神等主神的形象是鸟，太阳神的眼睛又分外特别的缘故，三星堆文化的人们形成了崇拜鸟和眼睛形象的习俗。他们的巫师装扮成鸟的模样以取悦于神祇，他们的王者手持鸟首的权杖，他们的神庙内钉挂着许多巨大的铜眼睛，沟通人神的神职人员衣服上或身上也有眼睛的图案。三星堆器物坑出土的鸟妆铜人像、足踏鸟形云朵的铜人像以及众多鸟和眼睛的形象，就是这种习俗和崇拜的反映。

图5：三星堆人的宇宙观

图6：三星堆主要神祇的组合示意

其四，三星堆王国还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古代国家，主要采取军事杀掠的高压手段进行统治，原先古城林立、村落密布的成都平原及四川盆地，已经基本空荒。在三星堆第一大期即宝墩村文化时期，成都平原至少有8个以上的古城，这些城邑的周围还密集散布着同时期的村落，同一文化的聚落在巴渝地区甚至在云贵高原北部都有分布。然而到了三星堆第二大期时，这些古城和村落一下子全都消失了，整个成都平原和四川盆地发现的三星堆文化的遗址屈指可数，就说明了这一点。只是到了三星堆文化末期，也就是三星堆第三大期到来时，成都平原及其周围的聚落迅速增多，在整个四川盆地及其周围地区发现了大量十二桥文化的遗址，其密度甚至超过宝墩村文化时期。三星堆文化与前后这两个文化的时间跨度相差并不很多，但遗址的数量、密度和分布范围却相差很大，凸显出三星堆王国时期实际上是四川盆地先秦文化发展的低谷。三星堆两个器物坑的那些璀璨的文物，其光芒很容易遮蔽人们的眼睛。

其五，三星堆文化可能是早期古蜀国的遗存，有可能的古蜀王朝世系是传说中的“柏灌”王朝。东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记蜀人最早的先王蚕丛说：“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三星堆文化都有突出表现眼睛的特点，突出表现眼睛的文化有可能属于古蜀人的遗存，三星堆王国有可能是最早的古蜀王国。根据古史传说，古蜀王国先后有蚕丛、柏灌、鱼凫、蒲泽、开明几个王朝，每个王朝都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过程，其中最后的开明王朝有十二代三百五十年，最后在公元前316年被秦国所灭。按照古蜀王国的王朝传承顺序，对照成都平原宝墩村文化、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新一村文化（或称之为“十二桥文化晚期”）、巴蜀文化的先秦文化序列，既然巴蜀文化相当于最晚的开明王朝，新一村文化就相当于稍早的蒲泽王朝，十二桥文化相当于鱼凫王朝，而三星堆文化就大致相当于柏灌王朝。当然，这种考古材料与古史传说的联系，还需要更多的材料来验证。

以上，就是我们对三星堆遗址、三星堆文化和早期古蜀王国的当下认识。当然，这些认识还要随着新的考古资料和新的研究成果来进一步补充、修正、强化和完善。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17年第6期"特别关注"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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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文史知识》2017年第6期"特别关注"栏目

作者：孙 华（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