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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抗战时期党中央在重庆开展的宪政运动(下)‖胡平原

作者:胡平原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发布时间:2022-01-16 21:51:38 浏览次数: 【字体:

抗战时期党中央

在重庆开展的宪政运动(下)

胡平原

第二次宪政运动高潮

1943年11月,国民党第五届十一中全会宣告“准备实行宪政”。这时,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国统区又掀起了抗战时期第二次宪政运动的高潮。

抗日时期不谈宪政是国民党的既定方针。但国民党每遇到一次危机,就要大讲一次宪政,用以应付舆论,稳定其统治。这时大谈宪政的背景是军事反共未得手和迫于国内外要求实施宪政的舆论压力。

1943年5月,国民党利用共产国际解散的时机,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全面的反击。共产党则通过各种渠道,将国民党反共活动通报各民主党派和各国在重庆的领事馆。这样国民党的反共反民主行径,引起国内外舆论的谴责。

国民党第五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之前,蒋介石会见各民主党派领导人,谈到政治外交问题时,黄炎培等人提出应当提前实行宪政。他们认为建国必须从民治着手,才是康庄大道。十一中全会前,美国总统罗斯福向蒋介石建议:第一,中国宜从早实施宪政;第二,国民党应与国内各党派视为同等地位。

为了变被动为主动,国民党中央全会专门通过了一个《关于实施宪政总报告之决议案》,重申“抗战结束后之一年内召开国民大会”的基本原则,口头上只是强调“完成实行宪政之一切准备”工作而已。譬如宪草研究小组由著名法学家张志让起草了一个宪政实施纲领性的文件,提出了开放政治结社言论出版自由和人民之基本权利等意见。秘书长陈布雷看后颇反感,遂搁置一边。张君肋、左舜生等在协进会上提出,应扩大国民参政会职权,不过只是能看下预算,而不是审查和议决的权力,这就引起国民党的拼命反对,最后敷衍了事。宪政实施协进会和宪政期成会一样,实际上是一个轻谈宪政的机关,根本没有什么实际权力和作用。

在宪政实施协进会召开之际,各界民主人士积极开展群众性的宪政运动,进行深入的宪政宣传。1943年11月2日,黄炎培、张志让发起创办政论性、学术性大型杂志《宪政》月刊,在银行界、实业界赞助下,组织《宪政》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给以经济上的资助。

张志让主编的《宪政》月刊卷面

1944年元旦《宪政》月刊创刊,张志让任主编,先后出版了26期。《宪政》月刊创刊号一出版,立刻轰动了大后方,3天中销售一空,10天后再版。《宪政》发表了郭沫若、沈钧儒、马寅初、邵力子、陶行知等许多政治活动家和进步学者的文章,高声疾呼实现真正的民主宪政运动,抨击纳粹法西斯主义,号召“中国人民应该团结一体,为抗战、为宪政、为民主而奋斗”。《宪政》月刊不仅团结了一大批进步文化人和政治活动家,还团结了一部分银行界、实业界人士,甚至也争取了国民党某些当权人物。譬如,傅斯年参加了编辑委员会,钱新之、卢作孚等列名为发起人和赞助人,表明这一时期的宪政运动,由文化界扩展到工商界、金融界,形成更广泛的统一战线。

《宪政》月刊不只是一个宣传宪政民主的杂志,而且成为一个推进民主宪政运动的基地。《宪政》月刊创刊后,1月4日由编辑部同仁发起组织宪政座谈会,每月举行一次,参加者有文化界、银行界、实业界、政界知名人士如孙科、邵力子、于右任、冯玉祥等,都曾被邀参加过宪政座谈会。

《宪政》月刊的出版和重庆群众性的宪政座谈会的召开,立刻引起国民党当局的严重注视。1944年1月8日,蒋介石发表《对当前党政与青年团工作之指示》指出:“国民党应加强对宪草研究运动的领导,并加以控制。”他还说:“现在陪都文化界人士,已在举行宪政座谈会、讲演会等等,我们党部事前不能首先发动,为之倡导,已是落人之后;现在他既已成立,我们只有努力参加,力图补救。”他还要求“各省地方党部与政府,以后一定要由中央通令,使之切实掌握各种研究会、座谈会等;如果不能掌握,宁可不令成立。对那些宣传宪政诋毁政府的言论要予以防止,防止的办法,并不是指官方的命令,而应该由我们的党员在团体之内发动,这样才不露痕迹”。

在蒋介石这些指示的唆使下,国民党派出许多人参加宪政座谈会,从内部进行破坏和捣乱。但是群众性的民主潮流势不可挡。宪政运动冲破了国民党的层层封锁,更加朝气蓬勃地发展起来。宪政座谈会持续了两年,开始时30多人参加,以后扩大到数百人以至发展成为一两千人的群众大会。宪政座谈会讨论如何推进宪政运动,要求开放言论出版自由,抨击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等重大间题。重庆各大报纸用很大篇幅发表座谈会记录。《宪政》月刊和它所组织的宪政座谈会,有力地推动了国统区重庆的宪政运动的向前发展。

1944年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宪政问题的指示》。指出国民党允许在抗战胜利后一年内开国大施宪政,这完全是为了欺骗人民,稳定独裁统治。但只要允许人民讨论宪政,就可以冲破其限制,把民主运动推进一步。中共中央决定参加并领导这一运动,以达到建立民主国家的愿望。

根据党中央指示,1944年3月12日,周恩来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逝世19周年大会上发表了《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的演讲,全面阐明了共产党对当前宪政运动的基本立场和政治主张。他说:“首先,国民党及其政府如欲实施宪政,必须真正拿革命三民主义来做宪政的基础,而抗日根据地所做的一切,完完全全是革命三民主义性质的。其次,国民党如欲实行宪政,必须先实行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开放宪政和实行地方自治三个先决条件。而人民目前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

关于宪政问题,周恩来还强调:“基本原则是以革命的三民主义来建设中国。”意思就是要承认孙中山所倡导的革命民权和直接民权。现有的国大组织法和选举法,完全违背这些原则,必须“彻底修正”,国大代表应“重选”,“国大”应提前在抗战期间召开。关键在于国民党及其政府有无决心和诚意实施宪政。如果真有实施宪政的诚意,则应从“政治解决”国共关系入手,以取信于国人和盟邦,奠定抗战胜利之基础。

周恩来的演讲明确指出了新民主主义宪政运动的方向、斗争目标和方法,对当时正在兴起的大后方第二次宪政运动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鼎力推动下,大后方的宪政运动进一步发展。由重庆扩展到成都、昆明、桂林、西安等大城市。各地纷纷成立各种宪政团体,举行宪政讲演会、座谈会、强烈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开放政权,改革政治,保障人权集会言论出版自由权利。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民主宪政运动,迅猛地向纵深发展。

1949年10月1日,周恩来总理在天安门城楼上

1945年4月至6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纲领。在一般纲领中提出:“在彻底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毛泽东深刻地批判了国民党一党专政,指出:“它是中国民族团结的破坏者,是国民党战场抗日失败的负责者,是动员和统一中国人民抗日力量的根本障碍物,是内战的祸胎。因此必须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这已经是中国人民的一致呼声。”但如何废止呢?中共提出分两个步骤进行。第一步,目前时期,经过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的协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第二步,将来时期,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

抗战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陪都重庆为中心,掀起了国统区宪政运动第二次高潮。由此可见,中国宪政运动走了一条多么艰难曲折的路程。在两种宪政方针尖锐的对立下,中国人民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一切听国民党摆布,任其召开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使国民党的独裁政治披上法律的外衣,把人民拖入内战的深渊;要么彻底改组国民党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然后召开民主的国民大会,使中国走上真正民主道路。

毛泽东主席在党的七大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掀起的两次宪政运动高潮,深深地启发了人民的民主宪政意识,助推了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向前发展。特别是在第二次宪政运动中,中共提出的建立中国联合政府的战略目标,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民主宪政觉醒,大力地推动了中国民主化运动的历史进程,对建立一个崭新的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

(参考资料:《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等)

(全文完)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文/图:胡平原( 重庆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重庆市中共党史学会会员,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纪实文学学会会员,重庆市巴南区委党史研究室《口述巴南党史》编辑)

来源: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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