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巴蜀史志》2021年第5期“聚焦三星堆”专刊

三星堆与古蜀文明探源(下)

谭继和

二、三星堆与古蜀历史文脉

三星堆祭祀坑给今人留下的最大谜团是:三星堆人靠什么样的精神信仰作为原动力来创造奇瑰玄幻的青铜文物,又凭什么样的思想状态将其焚砸、毁弃、埋坑?由于三星堆本身没有留下文字,文献又无记载,至今没有令人信服的解答。评判其原因,我认为主要还不是缺少文字文献,而是我们自身还局限于常规研究视野与研究思维,只靠已知的物质考古学的现存形态与载体的经验认知,自然解释不了三星堆古蜀人以特殊超凡的灵悟想象力创造出来的瑰奇玄幻的物质文明成果。我们顶多找出了三星堆作为人类物质文明考古的共性,而没有准确找出它的特殊个性和独到神韵。换句话说,我们的研究不能只停留在物质考古学文化形态层面,还需提升到“物质考古”背后的“精神考古”层面,开拓研究和解读的新途径,另为别裁,别开生面,从古蜀人的“祖源记忆”和古蜀文化符号与文化地标的变迁史里寻找古蜀人的文化原动力,从古蜀传说、古蜀历史、古蜀文化三方面在后代后人文化心灵中刻上的印痕、基因里寻找以三星堆为代表性标志的古蜀历史文脉的薪火传承。这样做,或许是为解开三星堆谜团开出了新路。苏秉琦先生说:“当年的三星堆人并非落荒而逃,他们的传统被继承下来了,并且发扬光大了。”三星堆绝不是已经消失了的文明,它的传统和文脉都在,它的物质文明成果凝结着古蜀人精神信仰原动力和奇幻文化创造力,是古蜀人独具特色的祖源崇拜和自然崇拜导引下上演古蜀王英雄传说史诗的舞台,是古蜀灵悟、灵性、灵感的浪漫主义祖源文化传承至今的历史文脉遗产的载体,是蜀文化精神永恒的故乡。

三星堆铜人身形牌饰

故我们有充分理由自信将三星堆与本土蜀王传说历史相结合,与后代的考古文化与文脉传承相结合,而不是同西亚两河流域巴比伦、苏美尔文化“西来说”相结合,那样做,肯定陷入谬误。

三星堆是蜀山氏为祖源。蜀山氏是包括蚕丛、柏灌、鱼凫、杜宇直至开明五代蜀王为标志的族群、部族或邦国。把衍生于殷墟中后期的三星堆青铜文明与五代蜀王的传说历史相比较,它应是鱼凫氏与杜宇氏两部族联盟时期所创造和创新的文化,可简称为“鱼凫杜宇世文化”。这可从文化符号与文化地标的演变来说明,三星堆考古文化与古蜀历史文脉有着共同的性质和特征。

首先看文化符号,三星堆为鱼凫、杜宇提供了文化标识性的物质实证。

五代蜀王多以动物图腾崇拜为王号,而每一代相继为王者均没留下个人姓名,这与中原文化每代殷王都留下名字的甲骨文系统不同。“蚕丛”是以丛聚丝蚕的“癸中虫”为王称,以蜀人部族的初级“田蚕织作”农桑经济生活为背景。“柏灌”含义不清,或为野獾之称。“开明”指在昆仑之墟镇守天门的开明兽。这三代蜀王均与三星堆符号不太切合。最契合的是“鱼凫”和“杜宇”两代蜀王。

“鱼凫”,即鱼鹰,据宋人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就是指鸬鹚,四川方言叫“渔老鸹”。鸬鹚生息在江河边,被渔人驯养放在一叶扁舟里用以捕鱼。因蜀中渔人多在白水湿地生养,故被称为“白水郎”(唐·元稹诗“白水郎行旱地稀”)。养鱼凫的“白水郎”构成鱼凫部族,以渔猎与农耕相兼的经济生活为背景,其首领即被呼为“鱼凫王”。这个鱼凫符号,在三星堆遗址文物中累累出现。三星堆遗址1号祭祀坑出土木蕊金皮杖,上刻纹饰图案即为“鱼凫”符号。其图下端为带锯齿冠的两人头,中端为两只展翅飞翔状的鸟,上端是二鲤鱼;其纵轴线上刻两只箭,穿过鸟背,箭尾有羽翼,箭头射进两鱼头部。这个图案正与鱼凫王名号相当。其他如鸟头陶勺把、鱼头和鸟头玉璋,均可视为鱼凫文化符号泛化的实物展现。三星堆古城含水道的环境,也是鱼凫渔猎经济生活的实证。

三星堆遗址5 号祭祀坑出土的牙雕(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供图)

杜宇帝的标识性文化符号是啼血唤醒农人春耕的杜鹃仙鸟。它是杜宇帝禅让帝位后,归隐西山魂化啼血杜鹃传说的化身,故杜鹃被呼为“杜宇”,杜鹃啼血在映山红上,故映山红也被称为“杜鹃花”,杜宇帝又成为花的象征。杜宇文化也就是杜鹃文化,影响后世深远。南朝刘宋鲍照《行路难》:“中有一鸟名杜鹃,云是古时蜀帝魂。”杜甫《杜鹃》《杜鹃行》诸诗:“古时杜宇称望帝,魂作杜鹃何微细。”杜甫还特别记载了蜀人有见杜鹃即祭拜的习俗,“蜀人闻之皆起立”。杜宇时代之后,历代还兴起诗人“啼鹃”的诗风。直到近代辛亥革命保路运动时期,蜀中革命诗人雷铁崖创办《鹃声》杂志,专写鹃魂诗,被赠予“啼鹃诗人”的专称雅号。由此可见,“杜宇帝”文脉传承的久远。这样的传说故事在三星堆文物所体现的飞鸟崇拜信仰上有充分展示。三星堆飞鸟崇拜与杜宇羽化成仙的仙鸟信仰完全契合一致。据王家祐先生考证,三星堆各种仙鸟和鸟翅饰件中有“鹰头杜鹃”,体形大于它鸟,是杜宇帝的象征。据杜甫诗考查,拜杜宇习俗是蜀人兴起,巴人没有。杜甫诗云:“西川有杜鹃,东川无杜鹃。涪万无杜鹃,云安有杜鹃。”其含意是指拜杜鹃习俗,只有西川蜀人才有。云安(即今重庆市云阳县)因是杜宇帝发迹的故乡,故虽是巴地,亦有拜杜鹃的习俗。而东川、涪万等巴人地区则没有这种习俗。反映在文物上,就是三星堆蜀人的杜鹃仙鸟崇拜。

由此可见,三星堆青铜文明正处于“鱼凫杜宇世”时期,是鱼凫与杜宇两大部族联盟融会的时代。在社会经济上,三星堆是鱼凫杜宇由低级渔猎农耕经济生活向高级稻、粟作相结合的高级农业经济生活过渡和创造性转型的时代,是新石器时代初级农业文明向青铜时代高级农桑文明转化、繁荣发展的阶段。

其次,从代表性文化地标变迁历程的特征来看,三星堆与古蜀历史文脉也具有高度一致性。

蚕丛氏“始居岷山石室中”,鱼凫氏继承蚕丛氏,先在岷山区域活动,故其最先的祖源文化地标是岷山上的蚕陵,后下迁“都广之野”,以今双流牧马山为迁徙后的祖源文化地标,其祖源文化地标就多起来了。它是活跃于岷山岷江水畔的部族,从岷山下迁到“都广之野”,在今温江“田于湔山”,温江遂成为鱼凫部族白水郎发迹的故乡,留下鱼凫王墓的文化标识,是第一个鱼凫祖源的文化地标。鱼凫部族沿白水湿地迁徙分布,从川西直到夔州(今重庆市奉节县),沿岷江、嘉陵江、长江的白水湿地养鸬鹚捕鱼,沿途留下鱼复浦、鱼复津、鱼妇津、鱼涪、鱼符等地名标志。鱼凫部族先在蜀地,后又发展到巴地,故又有巴复、巴涪等称呼。这些地理坐标是鱼凫祖源文化变迁轨迹的历史记忆标志。这与三星堆考古学文化的走向一致。三星堆文化播化于四川盆地,向东传播到渝东西巴人文化区,直达鄂西地区,在渝东西区第一期形成与成都平原三星堆文化极其一致的又一个渝东西“三星堆文化期”;在第二期又受到成都平原十二桥文化播化影响,形成又一个“十二桥文化”面貌区。直到西周中期以后,渝东西区巴人才开始显现巴文化特征,而与十二桥蜀文化出现大的差异。三星堆文化向东播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原文化与长江中上游文化向西播化、影响三星堆文化的过程。中原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长江中下游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向西播化,直接影响从渝东忠县哨棚嘴文化到成都平原三星堆文化的巴蜀区域。到十二桥文化时期,又受到鄂西清江香炉石文化西迁影响,在从成都平原到渝东西整个十二桥文化区中加入香炉石文化因素并与之融合,巴文化进一步强大,孕育出四川盆地的巴人文化,逐步融合为巴蜀文化共同体。

三星堆遗址黄金面具清理保护(图片来源:三星堆博物馆)

上述三星堆文化东播、长江中下游文化西传、中原文化植根化融的过程,突显出四大特色。

一是三星堆接受中原文化植根的熏陶,促进心向中原、与中原礼治文化历史认同、融入大中华广域文化共同体的过程。三星堆在技术文明上学到殷墟高超的青铜冶炼技术,在精神层面又受到中原文化重礼制重礼器的熏陶,所以三星堆文化中有中原的青铜尊、罍等礼器,而其独特之处,是在青铜沿口尊下增加跪坐祭拜的男、女神形象,使中原礼制文化增加新的特色。这与三星堆蜀文化的历史内涵一致。蜀人同中原的联系始至7000年前的秦陇伏羲文化时期。从天水秦州大地湾遗址文化开始,古羌人分东西两支由秦陇向南迁徙:东支由陇右向秦岭、秦巴,直至清江流域迁徙,成为巴人;西支由陇右、河湟到岷山,直下都广之野,是为蜀人。他们由秦陇文化发展衍变为陇蜀文化,遂占有“中国山川东北流,其维首在陇蜀”文脉的龙头地位优势,故都认同中原的“人皇”与伏羲为祖先。到5000年前活动于岷山区域的蜀山氏,是蜀人的祖源。蜀山氏集团逐渐产生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等五代蜀人族群和部族,他们全都在中原文化熏陶、孕育下发展起来。中原黄帝、嫘祖之子昌意降居若水,来到岷山,与蜀山氏联姻,生子高阳氏颛顼。颛顼又与蜀山氏联姻,其孙子就是大禹。大禹是蜀人,生于石纽,兴于西羌,与蜀中塗山氏联姻。所以,西蜀羌乡是大禹率领的夏后氏发迹之地。他从岷山岷江开始治水,扩及九州,建立夏朝,成为中华国家文明的始祖。夏朝历代君主,均把岷山石纽作为祖庭,大禹后裔夏抒还专门从中原返蜀省亲,“术禹石纽,汶川之会”;直到末代君主夏桀还娶蜀中岷山庄王的女儿琬与琰为妃。总之,整个五代夏商周时期,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紧密结合交融在一起而形成古蜀历史文脉体系。从中,我们可看出上古时期古蜀历史文脉体系从起源、发展到衍变,都离不开中原文化的哺育。无论考古学文化,或是历史学文化以传说神话形态展现的古蜀祖源口述口传遗产,都证明二者同源。三星堆青铜考古学文化就是以古蜀有关祖源文化的神话传说遗产为其广阔的社会背景,而后者则是前者历史文脉留下来的基因和载体。总之,巴蜀地方文化对于大一统的中华广域文化,其共同体的认知和认同很早,自古如此,文脉悠长。所以,苏秉琦先生认为“四川古文化是中国古文化的中心之一”,其原因就在“共同文化基因”历时弥久而弥光。

二是考古实证说明古蜀是中华丝绸文明多元起源的一个重要摇篮。三星堆丝绸蛋白灰烬与印痕的发现,是这次3—8号祭祀坑新发掘最重大的收获。古蜀丝绸的起源也是在与中原文化的互教互助互融中实现。昌意、颛顼为蜀山氏带来嫘祖发明的中原剿丝织绸技术,蜀山氏发展到蚕丛时代拥有栽桑养蚕的技术和经验,二者结合在一起,就是古蜀丝绸文明的起源。它是中原高阳氏部族与江源蜀山氏部族联盟交融的产物。早在《山海经·海外北经》就有“欧丝之野”的记载,讲跪踞桑树的女子发现野蚕噉桑呕丝,发明了养蚕剿丝。“欧丝之野”指都广之野,即成都平原,是巴蜀丝绸的起源地。三星堆丝绸正是“欧丝之野”即成都平原丝绸文明的中心。古蜀丝绸发展到三星堆文化时代,出现了高超的平纹丝织技术,青铜大立人身着飘逸的礼服,就是当时邦国君主的丝绸服装,这与杜宇王作为巴蜀农桑文化之“农祖”的身份正相契合。三星堆丝绸礼服、青铜簋尊礼器的出现,是接受中原黄帝以来“垂衣裳而治”的礼制、礼治文明教化的高度认同,三星堆文化中重礼重礼器的文明特征来自于中原。这是古蜀地方文化与中华广域文化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悠久而深厚的基础。中原文化为古蜀文化带来中原重礼制重礼器的文明,古蜀文化则为中原文化贡献巴蜀重神仙重神器“自成系统”的地域特色文化。三星堆是神奇生态、神秘文化、神妙心灵的古蜀文明结晶,其光芒震惊世界,不同凡响。它一方面既有中原文化传来的礼器,表明它是在中原礼制文化影响下发展起来,是“河洛古国”为根的中华广域文化共同体的一部分,为巴蜀文化的发展和转型留下“心向中原”的根脉。另一方面,它又有自己独特的地域神韵。高大的青铜神像、青铜面具、青铜神树、各型青铜鸟、黄金面罩、黄金杖,直到人面鸟身、金沙线刻羽人和太阳神鸟,又展现出巴蜀祖源崇拜中独有的羽化成仙的神仙信仰的浪漫梦想特征。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重仙、重神器的浪漫主义特征与中原文明重礼、重礼器的现实主义特征,在三星堆人、金沙人那里得到完美会通和融合,为巴蜀文化留下了梦想、理想精神与现实奋斗精神相结合的3000年以上文脉。总之,以三星堆文明为代表的古蜀文明,早在文明启蒙时代就已是长江文明的生长点,是长江上游古文明起源和形成的中心,是以岷山岷江为文化地标的“江源文明”诞生的摇篮,是孕育蜀水文明的源头,是培育巴蜀文化根和魂的肥壤沃土。这是三星堆作为地方文化祖源之一,对巴蜀文化共同体历史文脉和基因,直至对大中华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文脉和基因的特色奉献。

三星堆铜鸟(三星堆博物馆供图)

三是三星堆高度发达的高级耒耜农耕文化,证实古蜀是中华高级农业三大起源地的一个中心。古蜀高级农耕文明的初曙是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其光芒四射的时代则是以三星堆为标识性文化符号的古蜀青铜文明,这个阶段正与古蜀历史文脉中的杜宇高级农业时代相适应。其时蜀人农耕部族已与周部族耒耜农业紧密结合,故都广之野(成都平原)有西周祖先后稷的葬地,实质就是蜀人以西周农祖后稷为引领古蜀高级农业文明的祖源地标来贡奉。中原后稷文化引领杜宇文化,故杜宇学中原农祖后稷,被尊为蜀人农耕部族的始祖。他教巴人务农,故又是巴人的农祖。因此,在巴、蜀两地都有它的祖源地标。在巴,夔州的子规(即湖北省秭归县)是它的祖源地标;云南昭通也是杜宇的故乡。在蜀则是成都平原,平原东北以三星堆为杜宇农耕文化的祖源地标,平原西北则以成都市郫都区杜鹃城为杜宇农祖文化地标。

四是三星堆文化作为鱼凫文化的祖源地,其面向海泽文化的海外传播问题,值得探讨研究。据日本友人早稻田大学古贺登的研究,蚕丛、鱼凫、杜宇、鳖灵文化早在汉唐即已传播到日本,“构成神武天皇传说的很多传说,是根据中国南方的巴蜀的开国传说编成”。他认为鱼凫王的鱼凫就是养鸬鹚,其俗由岷江传入长江,而下扩散各地。“作为私见,日本的养鸬鹚亦是沿长江而下,乘黑潮而带来之物。日本神话里鸬鹚最初出现的是日本国初代神武天皇之父‘鸬鹚草葺不合尊’之御名”。“在神武建国传说里,养鸬鹚非常活跃”,神武东征出港的美美津地方“有鹈户神社”,熊野的上陆地点有鹈殿门。神武进入吉野山,第一次见到的人是阿陀的养鸬鹚人,即“作筌有取鱼人”。神武与兄弟师木战斗时,专门请“养鸬鹚”人过来帮助。古贺登认为神武建国的这些传说“原型在中国,这不会有错。我想这传说也与养鸬鹚同乘长江,黑潮传到我国(注:指日本)有关”,很“有可能从大陆直接传到九州”。

古蜀鱼凫文化与日本神武开国文化的联系,是一个值得深入开阔研究的课题。确实早在鱼凫时期古蜀文化即已与海外文化互相交流,成都从先秦到汉唐发展成为国际财富聚集的重镇,应与鱼凫文化开放性的文脉传播有一定关系。

(本文载《巴蜀史志》2021年第5期“聚焦三星堆”专刊)

(全文完)

来源: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谭继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杰出研究员,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资深馆员,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四川历史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