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芙都 张睿霖

《光明日报》( 2022年04月11日 13版)

图1

先秦时期是中国文学的起源和发轫期,商周金文是探索古代文学在先秦时期发展历程的重要的第一手共时资料。商周金文中有不少叙事性质的铭文,叙述器主生平事迹以及建功受赏等事项,类似于后世记叙文体。但较之后世,商周金文中的叙事无论是在叙事要素、叙事顺序还是叙事视角等方面,都具有自身较为明显的特征。

叙事要素常可省略。完整的叙事要素一般包括时间、地点、人物、起因、经过和结果六个方面,要素齐全的叙事铭文,不乏其例,例如商代晚期的尹光鼎:“乙亥,王苣,在(见图1)次,王飨酒,尹光逦,唯格,赏贝,用作父丁彝,唯王征井方,丙”。叙事的时间是“唯王征井方”这一年的“乙亥”日;地点是“在(见图1)”;人物有“王”和器主“尹光”;事情的起因是“王苣”和“飨酒”,即商王举行祭祀和宴飨;事情的经过是“尹光逦”,即尹光担任宴飨的辅介;结果是受到商王“赏贝”。鼎铭虽字数寥寥,叙事要素却十分齐全,事件发生的背景和过程都交代得比较完整。

与之相对,大量铭文当中的叙事要素常会有所省略,例如同样是商代晚期的作册般鼎:“癸亥,王游于作册般新宗,王赏作册醴、贝,太子赐东大贝,用作父己宝量”。交代了事件的时间(癸亥)、地点(新宗)、人物(王、作册般、太子)和结果(王赏作册醴、贝,太子赐东大贝),受赏原因与经过则未见提及;再如西周中期生史簋:“召伯命生史使于楚,伯赐赏,用作宝簋”,铭文省略了时间、地点和经过等内容,只保留了人物(召伯、生史)、起因(使于楚)和结果(伯赐赏);而在西周早期龚姒鼎中则仅载:“龚姒赏赐贝于后,作父乙彝”。除了事件中的人物(龚姒、后)和结果(赏赐贝)外,其余一概省略。

总体而言,金文叙事中的时间、地点、起因、经过诸要素均可省略,只是人物与结果一般不省。器主作器书铭,多是出于歌功颂德的目的,即《墨子·兼爱》所谓“镂于金石、琢于盘盂,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而青铜器作为日常生活用品,铸刻文字仅是附带功能,当时主要的文字载体应是简册,加之青铜器本身形制大小有定,铸造工艺繁复,铭文叙事自是务求简约,因此只记录事件中彰显功绩的关键要素如人物、结果等方面,而省略次要信息,这也是容易理解的。

叙事顺序正叙为主兼有插叙。从叙事的顺序来看,商周金文多以正叙为主,有的叙事铭文还会记录明确的先后时间,如西周早期刅子鼎:“丁巳,王大侑。戊午,刅子蔑历,敞白牡一。己未,王赏多邦伯,刅子丽,赏夭鬯卣、贝二朋,用作文母乙尊彝”。“丁巳”“戊午”“己未”是连续的三天,铭文依次记叙了三天内发生的事情。与此相类似的还有西周早期静鼎:“唯七月甲子王在宗周,令师中暨静省南国相,设居,八月初吉庚申至,告于成周,月既望丁丑,王在成周太室,命静曰:俾女司在曾、鄂师”,铭文先后叙述了器主七月甲子在宗周受命,八月初吉庚申完成巡视复命,月既望丁丑受赏,时间顺序非常清晰。除了记录时间外,金文也会使用其他词语来表现事件脉络,如西周早期伯唐父鼎:“乙卯,王馆丰京,王祷,辟舟临舟龙,咸祷,伯唐父告备,王格髹辟舟,临髹白旂……咸。唐父蔑历,赐矩鬯一卣、贝五朋”。“咸”有完毕义,鼎铭分别使用“咸祷”和“咸”来标明事件发生的先后。

金文中的叙事除了正叙,也存在插叙的例子。比如春秋中期曾公求钟开篇云“唯王五月吉日丁亥,曾公求曰:昔在辝丕显高祖,克仇匹周之文武。淑淑伯括”,此部分先是由曾公求追忆先祖事迹,其后言“王客我于康宫,乎厥命”,讲述周王接见曾公求自己,接下来又说“皇祖建于南土,敝蔡南门,质应京社,适于汉东”,则又回到了对皇祖事迹的追忆,也就是曾公求在追忆祖先的过程中,插叙了自己的事迹。金文还有一类插叙是在叙述当前事件时插入追忆,比如西周中期乖伯簋先是讲“唯九年九月甲寅,王命益公征眉敖,益公至告。二月眉敖至视……己未,王命仲致馈乖伯狐裘”,此开篇数语讲述当前。接下来铭文言:“王若曰:乖伯,朕丕显祖玟、珷,膺受大命,乃祖克弼先王,翼自它邦,有功于大命”。这是周王对文王、武王以及乖伯祖先事迹的追忆,而后文又说“我亦弗深享邦,赐汝鼬裘”,叙事内容又转到了当前的周王与乖伯,中间部分的追忆属于插叙。

金文中的叙事多以正叙为主,插叙相对较少,倒叙手法似未见,这应与倒叙在谋篇布局上难度较大有关。正叙叙事条理清晰,更容易呈现事件发展过程,行文也相对简单,因此在金文中最为常见。而插叙则能够突出重点,补充事件背景,使得铭文叙事寓于变化,内容更加丰富。

叙事视角富有变化。从叙事视角来看,虽然第一人称、第二人称和第三人称在金文中均已出现,但是在叙事铭文中则多采用直呼人名的第三人称视角。比如西周中期士山盘记叙器主受命征职贡,并因此受赏之事。主人公出现四次,分别作“士山入门”“王乎作册尹册命山”“山拜稽首”“山其万年永用”,前称“士山”,后省略身份称谓而简称“山”,均直书其名;再如西周中期肃卣记载伯氏赐肃仆人,器主之名出现多次,分别是“伯氏赐肃仆六家”“复付肃”“肃右王于东征”“付肃于成周”,均是直称器主之名“肃”。

金文中的叙事视角还存在人称变换的现象,多是第三人称与第一人称互换。如西周晚期胙伯鼎讲述胙伯征伐昏邑有功,因此受赏作器。器主先是自称其名“虢仲命胙伯曰”“胙伯执讯二夫”。而后文记叙作器用途时说“其弗敢昧朕皇祖,用作朕烈祖幽叔宝尊鼎”,又采用第一人称“朕”;相似的例子还有西周晚期宗人簋,簋铭记叙器主跳舞与受赏时使用第三人称“宗人”,凡五见:“伯氏命宗人舞”“宗人卒舞”“祭伯乃赐宗人爵”“乃赐宗人干、戈”“宗人拜稽首”。到后文叙述作器时云“用作朕文母釐姬宝簋”,视角改为第一人称。

器主作器多有传之后世的意愿,铭文中采用第三人称直书己名,一方面是为了清楚地宣示器物所有权,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更好地“显名”于后人。正如秦二世在秦始皇诏书后加刻诏书所言“今袭号,而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若众多铭文叙事仅称“我”“朕”之类的第一人称,则后世必不能明白器主究竟是谁。前文提到的转换视角现象多出现在铭文后段讲述铸器用途以及祈福嘏辞之中,因其前文已有交代器主之名,所以变化视角不仅不会造成后世理解上的困难,还能够使得铭文叙事更加灵活。

总体而言,金文文学叙事中的叙事要素、叙事顺序、叙事视角还比较朴素单纯,而受青铜器本身用途、使用场合以及形制等方面的制约,又使得金文叙事语言精练简约,并常伴有叙事要素的省略。唐兰先生在《卜辞时代的文学和卜辞文学》中曾说:“商代的铭识,是不足以代表商代文学的。但是我们在这种铭识里面,也未尝不能找到一些有趣的材料……已把那时代的文学背景无形泄露出来。”青铜器虽然不是商周时期最主要的文字载体,且自身又有多方面的限制,但是商周金文内容广泛,遣词造句庄重典雅而又工于匠心,在文学叙事上具有明显的自身特征,不失为管窥先秦文学流变的重要途径。

(作者:邹芙都、张睿霖,分别系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四川大学吴玉章学院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