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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文化周末:冀中故友(二章)

来源:光明网 发布时间:2024-04-05 14:00:17 浏览次数: 【字体:
  【文坛述往】

  作者:尧山壁

  汤吉夫:心里永远有个作家班

  新中国成立以后,河北的第一代作家,梁斌、刘流、李满天、宋之的属虎,田间、田涛、远千里属龙,龙腾虎跃。第二代作家一群牛,1937年生的申跃中、浪波、何理、陈冲、汤吉夫,吃苦耐劳。我很欣赏汤吉夫,既有牛的气力,又有龙马精神。

  第一次见汤吉夫,是1974年我去香河县调查民歌创作时。那时,他正在香河中学教书,人高马大,相貌堂堂,为人爽快。他是山东人,颇有秦二哥、宋公明的做派,飞雁、赵金山等一批作者围着他转,唯牛头是瞻。起初我叫他“老汤”,又觉不妥,便改称“大汤”。后来,他调到廊坊师专,却还能“遥控”香河。

  1982年末我接手河北省作协常务副主席,那时汤吉夫已是河北小说的一员大将。倚重大汤有一个重要原因:以往河北作家只写农村,他来了个首创,写学校生活,写教师的生存状态,有生活,又有清醒的审视和独立的思考。1984年开始评选河北文艺振兴奖,他的小说《希望》《在古师傅的小店里》《老伦敦其人》连中三元。

  1984年筹建河北作协作家班,因为是专科,河北大学和河北师范大学对办班一事犹豫不决。那时,汤吉夫任廊坊师专校长,他拍了胸脯,大包大揽。他也真有底气,有韬略。招生考试那天,他像办喜事一样,刮了胡子,换了西服,对我也像对亲家一样礼数周到,展示课程设置和教师阵容,将中文系家底和盘托出。开学以后陆续邀请了秦兆阳、刘绍棠、浩然、刘心武、韩少华、毛志成、滕云等京津名家作专题讲座。学生们多是大龄青年,有时免不了惹是生非,给他带来诸多麻烦,却都被他一一化解。他无怨无悔,像老农一样,无论刮风下雨,都悉心照料着自己的责任田。终于盼到了丰收,何玉茹、闻章、雪静、张立勤、谢玉久、刘晓滨等,个顶个长出息。作家班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农转非,工转干,出了一名少将、一名省作协副主席、两名市作协主席、三名报刊主编、四名编剧,五人获全国性文学奖项,给河北文学的“洼地战役”增加了一支生力军。河北文学史应该给汤吉夫记一个大功。

  大汤是好干部,讲原则又顾情义。我两个星期去作家班一次,都在廊坊师专的学校食堂就餐,家常便饭,最多喝点当地的白酒“迎春”“燕潮酩”。大汤见我善饮,有时请人陪我喝几杯。后来他在《文艺报》发了一篇文章谈及此事,一时间,我的酒量随同作家班的美名传遍四方。

  正当事业如日中天时,汤吉夫决定去天津高校教书,我跑去劝阻,然而他去意已决。也罢,良禽择木而栖,本来就是一介书生,客串了一回官员,如今重操旧业做学问未必不是明智的选择。

  再后来,常去天津看望大汤,他总是没谈几句就问起作家班。到底是聪明人,书教得好,学术上颇有建树,他还和陈冲一起办起了中国小说学会,开会、评奖,风生水起。然而他心里永远有个作家班。

  刘绍本:我的“老相好”

  刘绍本生于1938年12月,长我半岁,我们有65年的交情。

  上世纪50年代同在天津上大学,他南开我河大,同一条街上,同上中文系,又同在校刊当业余编辑。一次联谊会上听他发言,只见他圆圆的脸上嘴角微翘,总在笑着,一口标准普通话,字正腔圆,抑扬顿挫,好像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夏青、齐越“下凡”,让我这个邢台人不敢张嘴了。散会了想过去握手,他却被人叫走,只能看着他的背影羡慕良久。从这一天起,他就留在了我心里,我时常打听他的行踪。

  再见面已是1970年,在吕玉兰的东留善固大队。我写剧本他搞调研,朝夕相处,了解更多了。对绍本的敬慕不再只是口才,更是他的见识和智慧。一起参加写村史,组长强调阶级斗争,我主张真实记录,争论起来。这时,绍本拐弯抹角,说吕玉兰治沙抗旱,帮助落后群众转变思想,事迹也很突出,阶级斗争、思想斗争以及与自然的斗争要全面反映。一席话说服了组长,为我解了围。

  回到省城,他在河北师大中文系教写作,我在《河北文学》当编辑,每次办学办班,开改稿会,他都主动参加,我俩可谓天作之合,理论联系实际。

  1985年6月1日,全国儿童文学座谈会在石家庄召开,时任文化部少儿司司长罗英同志说,河北作协作家班弄出了名堂,能不能再办一个儿童文学作家班?没多思考我就答应了,心想刘绍本正搞儿童文学,手下还有个团队。

  没想到此事刘绍本这个校党委办公室主任还做不了主。师大是老学校新组建,家底薄,教师、教室、宿舍都解决不了。师资力量可以挤出来,他本人也可以兼课,但教室、宿舍多一间也没有,急得他像热锅上的蚂蚁,人都瘦了。他圆脸变成了长脸,不停地转磨磨,我在后面跟着。从校内转到校外,转着转着撞到一堵墙——槐南路小学。大学小学仅隔一堵墙,我眼前一亮。小学的王校长是我的老相识,答应借给我们三间瓦房,一间上课两间住宿,桌椅铺板都由我从与省文联相邻的市庄村借来。轻舟已过万重山,七月招生,九月开学。这个班四十多名学生,毕业后都成了才,香河籍的三名同学回县搞起儿童文学,培养出了一批儿童文学作家,把香河建成了全国儿童文学基地,有了“南有江阴,北有香河”之说。

  迎着新世纪的曙光,我们几乎同时退休,走向民间,在河北省散文学会共事。我们一个银发一个秃头,一个矮一个高,走路脚跟脚,开会肩并肩。水平和身高呈反比,我这人发言多是即兴,笨嘴拙舌,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敲不到点上,自然效果不佳。绍本讲话则像备过课似的,成竹在胸,谈笑风生,不时冒出个警句来,引起热烈掌声,连我都听迷了,自愧不如。

  老伴开玩笑,说有第三者了,见了那刘绍本你就眉开眼笑,说不完的甜言蜜语。我说他不是第三者,是“老相好”,认识他比认识你早。大半辈子我们相互欣赏、相互补充、相互分享,而他给予我的更多。我写回忆文章,常向他咨询、求证,他总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查资料,翻日记。一次,我写诗人方纪,想知道半个世纪前天津大光明影院放什么苏联电影,方纪在什么场合讲过什么话,在哪家报刊发表过什么评论,有什么社会反响,他全都知道。写评论家冯健男,他提供了一个冯健男在安平县劳动时的故事,人物、细节、对话,甚至说话语气,都描述得极生动,把老先生想幽默又不擅长的窘迫表现得淋漓尽致。我说干脆你来写吧。

  说好明天见,醒来却天各一方。这几年,我失去了两个最亲近的人。一个是老伴李静,一个是老友刘绍本。失去李静我不再写诗词了,旧体诗讲平仄,我冀南人四声不对。她当过省电台播音员,随时为我纠正,不用查韵书了。失去刘绍本写作困难了,少了一个活字典。

  绍本与我一同走过65年,我们相互接纳、磨合,成为一对好搭档。65年里可以说过从甚密,然而君子之交淡如水,我们不曾请对方在家里吃过一顿酒饭,不曾托付对方办过一次私事。说出来,年轻一些的人或许不大理解,也许与我们少时受过的教育有关,那时人际关系简单纯净,欣赏传统文人高山流水式的惺惺相惜,容不得半点杂质。也正是这样的友情,才能经久保鲜。

  《光明日报》(2024年03月29日 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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