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教授、中华文学史料学会常务理事 张廷银

《华阳国志》作为最早的地方志,最大的特点和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一方面立足于地方,对古代巴蜀地区的风土人情进行了详细的记载、展示;一方面以“心系中央、拥护国家”的方式,展示了“大一统”的思想,有着强烈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民族学院教授  马强

《华阳国志》在传记体和地方史体融为一体等“史志合体”方面具有极高的价值,不论是编撰方法还是编撰理论,书中的修史理念时至今日仍未过时。其次,《华阳国志》揭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巴蜀地区或者说西南地区发挥的历史作用。从大禹治水到刘备、诸葛亮的治蜀,崇州人常璩以修史修志的博大宽阔眼光、视野和情怀,以及华夏文化的整体性情怀,保存了当时丰富多彩的文化、波澜壮阔的历史。更重要的是,《华阳国志》记载的很多历史内容,对开展考古研究和文旅资源挖掘具有重要意义,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三星堆中的“纵目图腾”。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古籍整理研究所原所长 舒大刚

《华阳国志》不仅是全国方志领域的名著,对于四川尤其是崇州而言,是一项特有的文化资源,其中的巴蜀文化特征、民俗特点、风景名胜,对崇州开发原创性的文旅产品,既有极强的支撑作用,能够突出崇州“蜀中之蜀”的IP特性。

四川大学古文字与先秦史研究中心主任、三星堆与古代文明研究所所长  彭邦本

崇州人杰地灵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极其深厚,是古蜀文明的核心部分,从江原、蜀州等地名变迁就可以看出,崇州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当前,为了讲好中国故事、传承优秀文化,《华阳国志》无疑是一部非常优秀的典籍,其中的资源与潜质,可以成为巴蜀地区、崇州本地开发“文化+”产业的最好资源。

来源:今日崇州

采写:记者 强罡 邓涛 李杰 唐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