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黄河长江交相辉映保证了中华文明的长盛不衰

 ——专访著名历史地理学者、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葛剑雄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国平

人物简介

葛剑雄

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图书馆馆长,人口史、移民史、历史地理学领域的著名学者。2008年至2018年担任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著有《西汉人口地理》《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中国人口史》(主编,第一卷作者,获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著作一等奖)《中国移民史》(主编,第一、二卷作者,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一等奖)《中国人口发展史》(获首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三等奖)《历史学是什么》(获文津图书奖)《黄河与中华文明》(获教育部优秀普及读物奖)《未来生存空间·自然空间》《四极日记》《葛剑雄文集》(1—7卷)等研究著作数十种和相关论文百余篇。

“中国”一词的内涵在历史的洪流中不断演变,从最初单纯的地理概念“天下之中”,逐渐与孕育它的黄河水一道,奔腾融汇,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标识

通过综合研究历史人文地理和历史自然地理,可以更加完美地解释中华文明发展的过程

黄河流域应该是我们华夏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根,这个根不仅是血统上的根,更是文化上的根

长江、黄河这两条河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都是中华文明赖以生存发展的最重要的物理空间

在2025年新年贺词里,国家主席习近平以深厚的历史纵深感,深情回望泱泱中华历经的沧桑巨变:“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传承中一路走来,‘中国’二字镌刻在‘何尊’底部,更铭刻在每个华夏儿女心中。”

这番话语,让何尊这一承载着重要历史印记的文物,再次走进大众视野。

何尊,作为西周早期的青铜礼器,在岁月长河中静静屹立了3000余年。1963年,它在陕西省宝鸡市贾村镇重见天日。当文物工作者小心翼翼清理掉其表面斑斑锈迹后,一段跨越时空的文字重现在世人眼前。在何尊内底,122字铭文记录着一段特殊的历史,其中“宅兹中国”一句,是迄今为止“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录。这4个字,宛如一把钥匙,打开了通往历史深处的大门,让我们得以一窥当时的政治、文化与社会风貌。

葛剑雄对这一历史有着深刻解读。他指出,何尊铭文中的“中国”,指的是商、周的王都。此后,“中国”一词的内涵在历史的洪流中不断演变,扩大到历代的全部疆域。从最初单纯的地理概念“天下之中”,逐渐与孕育它的黄河水一道,奔腾融汇,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标识。

葛剑雄深耕历史地理学、人口史、移民史等多个领域,其独特的研究视角和深厚的学术造诣,让他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中华文明的演进有着深刻洞察。“文明是指某个特定的人类群体,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所创造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中华文明就是中华民族在5000多年间在世界上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葛剑雄说,在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及其发展历程时,历史地理学能够提供更为精确、科学的解释。

葛剑雄

谈“首批文科博士”:

相信时代的大机遇,也要抓住个人的小机遇

葛剑雄的身上有太多传奇色彩,又有着时代的独特印记,他常常说:“如果说我得到了什么,这既要相信时代的大机遇,也要抓住个人的小机遇。”

1945年12月,葛剑雄出生于浙江省吴兴县南浔镇(今属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12岁时随父母定居上海。1962年,读高二的他在体检中查出患活动性肺结核,无奈失去报考大学的机会。在班主任建议下,他参加了上海教育学院的师资培训班,成为一名中学英语教师。在随后的10多年里,他利用一切可以读书的机会进行广泛阅读,从中国古典著作到西方译作,涉猎极广。

1977年,恢复高考。一心想上大学的葛剑雄因报考年龄超龄几个月而与大学失之交臂。就在他以为与大学无缘时,1978年我国高校恢复招收研究生的消息传来。“当时国家求贤若渴,招考政策不拘一格,年龄放宽到40周岁,学历也无具体要求。”葛剑雄抓住这个难得的机遇,报考复旦大学历史系谭其骧教授的研究生。凭借扎实的知识储备和多年的阅读积累,他初试成绩位居全系第一。

1978年7月,学校通知葛剑雄进行面试。当时谭其骧教授因为中风住院,“在医院的病房里,谭先生对我进行了面试。”回忆与老师初次见面的情形,葛剑雄历历在目,“他很随和地问了我的经历,然后问我看过什么书,对什么问题感兴趣。”

入学后的葛剑雄深知自己基础薄弱,没有接受过历史和地理方面的系统学习,他用了大量时间来看书,总结出自己的读书方法:为实现研究目的,要把所有与研究主题相关的论著和资料读遍。

1981年11月,葛剑雄通过论文答辩,硕士毕业后,分配留校工作。

1982年3月,复旦大学首次招考博士研究生。“我是在职读博,或许我是全国最早的,至少是最早一批在职博士生。”葛剑雄说,1983年9月,博士研究生只读了1年多,他和周振鹤经教育部特批提前毕业,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成为新中国自主培养的首批两名文科博士。1986年,葛剑雄的博士论文《西汉人口地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成为国内首部正式出版的博士论文。

“作为一个研究历史的人,我知道,宏大的历史往往也是由一个个渺小的人和事所组成。”回顾自己的人生,葛剑雄感慨,“从个人微渺的生命际遇能看到大历史的影子。一个人也可以在宏大历史上,留下一点点自己的痕迹。”

川观新闻记者采访葛剑雄(右)

谈历史地理学:

可以更加完美地解释中华文明发展的过程

在历史地理学领域,葛剑雄深受授业恩师谭其骧教授的影响。谭其骧教授是中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学科奠基人之一,师从历史学大家顾颉刚先生。

葛剑雄回忆,读研究生前,自己和许多人一样,对历史地理存在误解,以为是历史与地理的简单相加。实际上,历史地理研究的是历史时期的地理。“从学科属性看,历史地理学属于地理学范畴,但学术特点又决定了必须用历史学的方法。”葛剑雄解释,比如研究当代地理可实地考察采集数据,而研究1000年前的气候状况,就主要依靠当时留下来的文献记载进行梳理考证,因此历史地理学对历史文献的理解和运用至关重要。

同时,历史地理学的跨学科特点也十分突出。葛剑雄说,如果要研究4000年前的气候,就需要用到考古资料。此外,在做历史地理研究时还要利用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而这些学科成果又会反哺其他学科。

葛剑雄说,在早期,因为人类的生产力很低,所以主要是自然地理环境决定了它的文明形态;随着人类活动的加强,人为因素的作用越来越大。通过综合研究历史人文地理和历史自然地理,可以更加完美地解释中华文明发展的过程。

“在中华文明的早期,曾是‘满天星斗’,各地都出现文明曙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他的文明曙光都相继黯淡,只有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文明得以延续、壮大。”葛剑雄进一步解释,这是因为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最适合人类生活、生产、生存,最后成为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发展的核心,并且向四方扩展。

民国时期,谭其骧和顾颉刚为了在研究方法上与传统地理学研究进行区别,提出“历史地理学”这个新词,并创办《禹贡》杂志,其发刊词中“历史好比演剧,地理就是舞台”的说法,成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经典论述。

“进一步讲,地理不仅是舞台,它本身也就是演剧的一部分,因为它不仅是历史戏剧上演的场所、环境,更深刻地参与到历史进程本身。”葛剑雄说,历史地理学以考古发掘和历史文献为基础,可以为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史研究提供在此期间的自然、地理、历史、人文背景。

葛剑雄著作《黄河与中华文明》

谈中国移民史:

没有移民,就没有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成就

在葛剑雄众多研究领域中,中国移民史是重要的一环。他认为,只有读懂人口,才能读懂中国历史。

在读硕士研究生期间,受老师谭其骧的启发,葛剑雄开始研究西汉人口。读博士期间,他又将“西汉人口地理”作为论文题目,一边积累素材,一边探索还原人口数字的新方法。

1988年,葛剑雄申请到刚设立不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主编《中国移民史》,并撰写了第一、二卷。作为一部填补空白的鸿篇巨制,6卷《中国移民史》研究自先秦时代至20世纪末发生在中国境内的移民历史,对各个时段主要移民运动的起因、迁移对象、迁移时间、迁入地、迁出地、迁移路线及方向、定居过程和产生的影响进行记录,并尽可能作定量分析,这套书是目前国内外最完整、系统的中国移民通史。之后,葛剑雄又带领学术团队完成6卷本《中国人口史》,奠定了中国历史研究的新基底。

从1986年第一本书《西汉人口地理》出版至今,葛剑雄关于中国人口史研究的论著,不仅勾勒出中国历史上人口迁移的脉络,更深刻展现了人口迁移对中国各民族各地区文化交流产生的促进作用,以及移民在塑造中华文明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产生的深刻影响和重要作用。

“人是文化最丰富、最活跃的载体,一定规模的人口流动,必然导致原有文化的转移。因此,移民运动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亦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离开了移民史就没有一部完整的中国史。”葛剑雄说,“可以说,没有移民,就没有中华民族;没有移民,就没有中国疆域;没有移民,也就没有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成就。”

2020年1月,葛剑雄正式退休,但他退而不休。2024年3月,受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徐扬生院士的邀请,出任该校图书馆馆长。

“徐校长给我的主要任务是,希望我能起到人文引领的作用,提升学校的人文水准,扩大学校的学术影响。”葛剑雄说,到任后他惊喜地发现已有老友先他一步来到深圳:与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一街之隔的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图书馆馆长刘万国,此前担任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葛剑雄的另一位老友、学者周国平,早在2018年11月,就受聘担任深圳坪山图书馆馆长。

文化学者南下,成为“新深圳人”,这一现象也与他研究的中国移民史相呼应,见证着时代发展与人口流动对文化交流的深远影响。

葛剑雄著作《中国人口发展史》

对话

黄河中下游地区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摇篮

展现黄河与中华文明的紧密联系

记者:近年来您一直持续写作,接连出版多部著作,其中《黄河与中华文明》的关注度很高。这本书在您的著作体系中也比较特殊。为什么会就这样一个主题写一本专著?

葛剑雄:1995年,我出版过一个小册子,叫《滔滔黄河》,但当时的主题还是局限在历史地理的方向。近些年来,特别是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结论发表以后,我觉得应该把黄河的历史地理背景跟中华文明联系起来。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表明,距今5800年前后,黄河流域(如仰韶文化晚期)、长江中下游(如凌家滩文化)和西辽河流域(如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出现文明起源迹象;距今5300年以来,各地陆续进入文明阶段;距今4300—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形成了以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陕西神木石峁遗址为代表的区域中心;至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为代表,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并向四方辐射。

这就证明了黄河流域,特别是黄河中下游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以及最后形成的地方。而这恰恰是我长期关注的黄河流域的历史地理时期。所以我就在原来的基础上,将这本书的主题聚焦于黄河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以及对中华文明的影响。在书里,我把黄河从源头到入海的每一段都进行了比较精细的描写。我想通过这样一本书,告诉大家黄河如何孕育中华文明、古人对黄河的考察与认识、黄河为何浑浊而容易泛滥、自古以来中华儿女如何治理黄河等,通过梳理黄河的历史沿革、地理变迁,展现黄河与中华文明的紧密联系。

这本书出版后,目前已经是第7次印刷了,繁体字版已在香港出版,英译本即将出版。

记者:我们一直说,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这是如何体现的?

葛剑雄: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为什么是“根和魂”,这是我要回答的主要问题。

先说,为什么说黄河是中华民族的魂。中华民族早期主要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行为规范、审美情趣、礼乐仪式、伦理道德、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思想流派、文学艺术、崇拜信仰,都是在黄河流域形成的,然后才传播到其他地区。无论是传说中的河图洛书和《周易》《周礼》《书经》《诗经》等重要典籍,还是儒家、道家、法家及其他诸子百家,他们的原典都是在这块土地上产生并且流传的。同时,宋代以前,全国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大多数区域经济中心都处于黄河流域。总之,中华文明的源头是黄河文明,是中华民族的先人在黄河流域创造的。再讲,为什么说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根。大量历史事实证明,黄河曾经哺育了华夏民族的主体,曾经哺育了中华民族的大部分先民。夏朝的建立和长期存在形成了由各个部族融合成的夏人,又称诸夏。尽管以后商、周取代了夏朝,但基本人口还是诸夏,他们被美誉为华夏,后常被简称为夏或华。华夏聚居于黄河流域,通过周朝的分封和迁移,扩散到更大的地域范围,并不断融合残留的戎、狄、蛮、夷等人口。到秦始皇统一六国时,长城之内的黄河流域,非华夏族都已被融合在华夏之中。

此后,华夏人口多次经过大规模的迁徙,从黄河流域、中原迁到江淮之间、长江流域、珠江流域、海南岛、台湾岛,以至于海外,使华夏人口遍布于南方各地。在这个过程中,又融合了南方和边远地区的其他民族。同时,华夏人口的迁徙,传播了华夏的制度、礼仪、文化、技艺、习俗、器物,扩大了中华文明的影响范围,促进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逐渐形成。直到近代,成千上万的内地移民闯关东、走西口,开发和巩固了祖国的边疆。所以,黄河流域应该是我们华夏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根,这个根不仅是血统上的根,更是文化上的根。

由于中华民族早期的文明就是在黄河流域形成发展,并且成为核心和根基,所以黄河文明等同于早期的中华文明,黄河中下游地区是无可争辩的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摇篮。

长江、黄河是主干,大运河是血脉

记者:说到黄河,不得不提到另一条大河长江。这两条大河对中华文明的形成有什么样的意义?

葛剑雄:我的看法是黄河、长江两条大河交相辉映,保证了中华文明的长盛不衰。这里面首先有气候变化的因素。在距今6000年前,黄河中下游地区气候温暖湿润、降水充沛,而且这一流域内主要是黄土高原和黄土冲积形成的平原,土质疏松,没有过于茂密的植被,在早期只有原始工具的情况下,这些地方最容易得到开发。

到了距今4000年前的时候,气候开始变冷,秦汉以后加剧,对黄河流域的生活、耕种造成了不少负面影响,再加上人类的开发开垦,黄河流域水土流失越来越严重,年深日久,黄河的河床远远高出两边的地面,特别是黄河入海口经常改道,在海河和淮河中间的大片区域摆动。黄河流域灾害不断,自然环境原有的优势慢慢转化为劣势。还有人为因素的影响,因为中国历来的政治中心集中在黄河流域,无论是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或是农民起义、外族入侵,都以此为目标,这些都导致黄河流域战乱不断,天灾人祸叠加。

幸运的是中国还有另一条世界级大河——长江。这时,长江流域相对安定,气候又变得更适宜生产和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人口一批批南迁,把先进文化也带到了长江流域,最终长江流域的经济、文化发展都超过了黄河流域。

世界上很多文明的衰落,除了由于人类社会本身的原因以外,往往都与自然环境的变迁、气候的变化有关。但是,中国很幸运,这两条大河分别在不同的时期为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繁荣提供了最有利的条件。世界上完整拥有一条大河的国家极少,而中国却同时完整拥有黄河、长江两条大河,而且几乎是平行的,此盛彼衰、交相辉映。

所以说,长江、黄河这两条河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都是中华文明赖以生存发展的最重要的物理空间。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要做到长江文明永不衰落,而黄河文明也要复兴。从经济上讲,目前长江流域还是处于优势,但是黄河流域也在发展新的产业、新的经济,黄河流域也有它的优势,特别是我们今天更加重视精神文明建设,黄河流域的历史、文物、遗址等人文方面,都可以发挥它独特的优势。

记者:目前设立了5个国家文化公园,其中江河占了三个,是不是可以说江河文明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特征?

葛剑雄:应该讲大江大河,特别是温带东西流向的河流对人类文明影响很大,往往还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黄河、长江都处于北温带。

中华文明首先在黄河流域形成核心,以后又推进到长江流域,所以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离不开河。中国长江、黄河以及其他一些大河,比如淮河等,它们基本是平行的,怎样把平行的河连通起来,这就需要运河。

可以这样理解,长江、黄河是主干,大运河是血脉。从某种程度上讲,在元明清三代,北京之所以能够一直成为首都,就是因为运河解决了粮食供应问题。可以说没有京杭大运河就没有北京的首都地位;没有大运河,国家的统一和安定就没有保障。

京杭大运河本身也是世界上里程最长、工程最大的古代运河,没有大运河就没有完整的中华文明。我们今天必须将大运河放在中华文明中间全面理解,只有这样才能够明确大运河的意义,使之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标识和中国人的精神家园。

人口迁移带来最广泛的文化传播

记者:您长期研究人口历史。您说,中国的历史是同中国人口的迁移史同时开始的。移民如何塑造了我们的民族和文化?

葛剑雄:古代文化的传播流动,人几乎是唯一的媒介,即使是在文字产生之后,任何文字的传播都不可能替代人际的交流接触。

中国历史上那些大移民几乎包括各个社会阶层,人口大量迁移,最大的影响就是带来最广泛的文化传播。或者说,中华文明的核心能够从黄河流域推向四方,主要依靠人口流动和移民。

但一般的流动人口因为并没有定居,往往对本地的文化没有归属感。而移民最后是定居的,他们就必须把自己跟本地的文化尽可能地融合。

所以今天很多文化现象都可以通过移民来解释。比如说方言,历史上明朝以后一直到清朝的湖广填四川,然后四川人又迁到云南、贵州,这样就形成一个西南官话的方言区。

记者:在很多大规模移民的背后,往往伴随着战争或灾难。但中华文明每次都会从战争或灾难中复苏,并向前发展。中华文明这种生生不息的力量从何而来?

葛剑雄:这首先是出于人求生的本能,以及中国地理环境所能提供的生存条件始终没有改变。比如说,良渚文化在距今4300年前后逐渐衰落了,我们现在一般认为良渚人当时碰到了没有办法抵御的天灾,但其中一部分人肯定跑到了中原,所以把良渚时期的文化带到了中原。这是中国地理条件决定的,幅员广大,提供了文明繁衍的空间。如果是个小岛,或者那些范围比较小的文明,可能遇到一次天灾就灭绝了。比如南美洲那些文明,等到外界发现的时候,已经消失了。

其次,就是我们的主体民族华夏,从夏、商、周三代开始就不断地融合其他民族,不断地扩大。所以即使经过战乱,人口有所减少,但在这个过程中间,又促进其他民族的迁入,或者是本族的外迁,这样战争结束后,人口又可以进入一个正常的阶段。最后,尽管不断有天灾人祸,但是人也在不断地进步。比如说,不断地引进新的物种,不断地改善生产能力。宋朝时候,引进了占城稻;明末清初时,大批的外来作物得到了推广,像红薯、土豆、花生、辣椒等,这些是人口繁衍的物质基础。

我们有句古话,叫“多难兴邦”,这并不是说灾难越多越好,而是指在“多难”的过程中要坚持自己民族的价值观念,不断地采取措施,使之传承、发展。所以,我们回过头看,在我国5000多年文明史中,黄河流域有3000多年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本的核心价值观念,在那个时候就形成了,并且一直传承下来,在精神上始终没有断,这就是生生不息。

川观新闻记者与葛剑雄(左)

记者手记

告诉大家“真实、准确的历史”

在不同的场景下,我多次采访过葛剑雄教授,每次他都有着不一样的身份标识,在不同的角色领域中展现独特价值。

身为历史地理学者,葛剑雄说,他的责任是要告诉大家“真实、准确的历史”。

为了达成这一使命,他投入了大量精力开展工作。很多著作根据不同的读者群体,出版三个系列。比如关于中国人口历史的研究,有多卷本的《中国人口史》和《中国移民史》,凭借其深厚的学术底蕴和严谨的论证分析,成为专业人士研究的重要参考。在此基础上,30多万字的《中国人口发展史》和40多万字的《简明中国移民史》,将学术成果进一步传播给有一定知识基础的读者。而十几万字的《中国人口三千年》则属于普及版,以简洁明了的语言,让更多大众能够了解中国人口历史的发展脉络。

近年来,葛教授围绕“中华文化”这一主题,在各地开展讲座与分享活动,所到之处,无不吸引大批听众。他敏锐地观察到,当下公众对文化的需求日益增长。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他认为更要将一些基本概念阐释清楚,诸如“对不同时期的中国怎么理解”“何以中华”“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是如何形成的”等关键问题。他强调:“只有准确地理解这些,才能产生真正的文化自信。”

作为专业学者,葛教授的诸多研究成果填补了领域内的空白;作为文化普及者,他凭借独特的语言魅力和严谨的学术精神,吸引了众多观众。正因如此,网络上才流传着“读历史的人,没人不知道葛剑雄”的说法,这无疑是对他在历史研究与文化传播领域卓越成就的高度认可。

来源:《四川日报》2025年2月25日第5版(原标题:黄河长江交相辉映,保证了中华文明的长盛不衰——专访著名历史地理学者、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葛剑雄)

撰文: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国平

摄影: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 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