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与“东方维纳斯”
1914年由戴谦和主持成立的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和1922年由莫尔思等11人发起成立的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在经历20多年的运作后，成绩斐然，名扬中外。三星堆与“东方维纳斯”的考古发现，可以说是“冰山一角”，它是东西方文化交流与碰撞，“新的文化造山运动”的结果。
四川大学博物馆
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被誉为“中国西南第一博物馆”。1952年，院系调整，该馆的专家教授和全部馆藏，移交给四川大学。“东方维纳斯”，一尊发掘于邛崃河滩的断臂唐代菩萨，正是藏于四川大学博物馆中。
一座博物馆，一个边疆研究学会，让人文科学在高水平上迅速发展起来，与自然科学比翼齐飞，为将华西协合大学办成中国一流的综合性大学，奠定了坚实基石。
“东方维纳斯”
校长毕启曾表示：“由于冰川运动在美洲大陆和欧洲毁灭了很多植物和动物，我们只能从发现的化石中知道它们。而在华西则是完全不同的历史，西北高山和横断山脉使这个地区具有亚热带的气候，既有很潮湿的地方，也有相当干燥之处，谷深山高使各种动植物能生存下来，这在地球上是个非凡的地方，是研究动植物和人种学等的宝库。”
拨开浓雾 重量级人物不断亮相
上世纪90年代，四川大学博物馆开始重视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的历史与价值，有关研究人员对该学会的刊物《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展开系统的整理，深入的研究。
20世纪30年代华西边疆研究协会成员合影(前排右一杨少荃，右二莫尔斯，右三为埃德加，右四启尔德，后面右三为毕启，左一葛维汉，左二启真德，左三戴谦和）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成立于1922年，一直延续到1950年。其会刊于1922年创刊，至1946年暂时停刊，22年间共出版16期20册，刊载论文339篇，作者达140余位，所发表的论文绝大多数是英文。
历史的浓雾散开，华西协合大学校史中重量级人物一 一在杂志中露面：抗战时期云集华西坝的最负盛名的中国学者，不断亮相。他们抱着各自的学术成果，“以文相聚”，形成了绵延不断，令人景仰的群峰。如今，翻开冷藏了半个世纪的杂志，纵览全貌，对学会的性质有了全新的认识：
20世纪40年代古物博物馆工作人员合影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是中国现代第一个以华西边疆研究为宗旨的专业性的国际学术机构。
细读杂志上的文章，一行行英文引路，让整理者看到了先贤探索的脚步：
莫尔思在羌寨，为羌民作身高体重的测试；叶长青在长江边的断层，寻找石器时代的工具；戴谦和在描绘中国丰富多彩的窗格图案；葛维汉在广汉三星堆做探方；李安宅，在雪域的喇嘛庙听活佛讲经；刘承钊在峨眉山收集“胡子蛙”的标本……纵览论文，既包涵人文社会科学（民族学、人类学、宗教学、考古学等），也囊括自然科学（动物学、植物学、地质学、医学、农学），展示了学会会员令人瞩目的成就。
更让人吃惊的是，论文所展现的许多“现象”：羌寨巫师们跳神捉妖治病；“川苗”传唱的七百多首民歌等，上千年形成的“现象”竟消失得无影无踪。让人突有感悟：一切都是瞬间，一切都是历史。
追思先贤 不少学者惊叹难望项背
为什么人类学会发展出一个新的分支——抢救人类学？
科技的飞速发展，促使人类生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剧烈变化。人类学与时俱进，以抢救的姿态研究人类自身。而在中国，人类学研究者追根溯源，一查阅资料，特别是涉及中国西部这一块，曾经是一片空白，2003年公布了《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目录之后，引起了学术界极大的兴趣：原来还有如此丰富的宝藏！叶长青一人就发表了69篇论文，还有几部专著。如今，只要在网上稍微浏览一下，从《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上引经据典的学者，是怎样在“抢救”般地利用这一笔财富。
1925年6月叙府（宜宾）调查期间，当地一名儿童抱着刚出土的陶俑头
于是，学术界对重印《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的呼声越来越高。2014年，国家编辑出版典籍最具权威的中华书局出版了影印本的《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全套。
任何一门学问，都要讲传承与发展。这一套影印本的《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让当今学者可以了解到早期的藏学、人类学、考古学、生物学、地学等多学科的先驱们留下的成果。不少学者惊叹：细阅杂志，追思先贤，难望项背！
边疆研究学会是一个组织严格，门槛很高的国际学术机构。入会必须由老会员向学会的大会提出动议，经其他会员附议，再请申请人用英语作一次学术报告，执委会通过，并交纳了会费才能成为正式会员。学会的前期，感觉是洋专家的精英俱乐部。进入抗战时期，五大学内迁，中国的学术泰斗云集华西坝。国民政府需要开发华西，为长期抗战作准备，而边疆民族最多，政府亟需了解状况。政府重视加上学者关注，边疆研究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机遇。
加入该会的中国学者有：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藏学家李安宅；藏族妇女研究专家于式玉；“非汉语语言之父”李方桂；开创我国两栖类动物学研究的刘承钊；国际著名病理学家、解剖学家侯宝璋；获美国“视觉与眼科研究研究会（ARVO）”特殊贡献奖的陈耀真；著名地理学、海洋学家刘恩兰；世界冬青研究权威胡秀英；中国防治疟疾第一人张奎；中国生物化学奠基人蓝天鹤；龙山文化发现者、考古学家吴金鼎；“四川考古学之父”郑德坤；人类学家冯汉骥；东方语言权威、开创古代铜鼓研究第一人闻宥；被李约瑟盛赞的植物学家、杜鹃花研究权威方文培；将化学分析运用于华西陶瓷鉴定的化学家高毓灵；近代教育家、学者杨少荃；藏学家、人类学家蒋旨昂；近代教育家、华西第三任校长方叔轩；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家林耀华等。
中国学者的加入，使学会达到了鼎盛时期。在一时期选出的10名会长，其中5名是中国学者，他们是方叔轩、侯宝璋、李安宅、刘承钊、蓝天鹤。
学者们在各自的学术领域努力开拓，做第一流的学问，付出了难以想象的代价。
测量贡嘎 熬过10天终于死里逃生
叶长青和他的助手顾福安，都在打箭炉（今康定）生活了30多年，前者64岁，后者59岁均死于打箭炉，埋骨异乡。
李哲士，一名优秀的妇产科医师，在华西服务30多年。他加入了学会，参加科学考察，在考察记中写道：“最热切的渴望是在那些神秘的高山峡谷中找出或发现治疗人类疾病的药物。”为此，他长途跋涉，不畏艰险，“多日来，一直吃着单调的食物——玉米饼，晚上总是熬夜，忙着将采集的植物放在点着火的耐火材料上烘干压平成标本。”他的论文《川藏边界药用植物研究》让后人看到，20世纪20年代，在几乎无人涉及植物分类时，他是怎样开华西植物分类学之先河。
早在1903年，叶长青在成都、眉州遥望贡嘎雪峰时，就认定这是一座藏东的极高峰，后来到了海拔5000米的营官寨时，猜测它的海拔高度达10000米以上，超过了珠峰。他的目测虽然有误，但他对贡嘎山的探险、考察，以及描绘是珍贵的早期的地学资料。
贡嘎雪山
1939年7月，莫尔思率领夏季考察团，试图对贡嘎山进行科学测量。他们翻山越岭，终于到达了打箭炉南面的贡嘎山区，却遭遇罕见的夏季暴风雪。原本阳光灿烂的天空突然间黑云乱翻，山风怒号，冰雹乱砸，大雪狂飘。戴谦和被困山上，莫尔思被挡在山下，谁也动弹不得。戴谦和等人只能蜷缩在帐篷里祈祷风雪快过去，没料到，恶劣的雨雪数日不停。幸亏熟知地形与气候的顾福安，看到了老天爷大变脸，将新鲜草莓酱和烤饼用罐子装好，冒险给山上受困的戴谦和一行人送去，让他们得以熬过10天，终于死里逃生。
这真让人感叹：仅仅为了测量出贡嘎山海拔7556米的准确高度，竟冒着如此巨大的风险。在当时，几乎是无路可通，装备条件不足，后勤保障困难的情况下，要取得一点“田野考察”的第一手资料，是多么的不容易。
华西坝的中国人若问起：“哪个是戴谦和？”答曰：“就是冬天喜欢穿‘抱鸡婆棉鞋’那个洋人。”
戴谦和于1908年踏上中国的土地，是华西协合大学开办时的第一批教师，直到1948年退休回国，在成都生活了40年。
戴谦和（威亚男提供）
名如其人，真是“谦和”，中国人叫他“戴洋人”。据他的学生回忆：“先生非常简朴，衣着很不讲究。老穿一件过时的旧西装，袜子破了，皮鞋坏了，衣服烂了，修理补缀了再穿。他是西洋人最不讲究的一位先生。冬天喜欢穿中式棉鞋，夏天爱穿黄色短裤，进城总是跑路。他说：‘跑路又经济，又可以运动一下身体’”。
戴谦和五次任理学院院长、数次兼任数理系系主任，曾培养了中国最优秀的天文学家李珩（晓舫）等一大批人才。最值得称道的是，他创建了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并担任了18年的馆长。博物馆集收藏、陈列、展览、研究、教育于一体，戴谦和承担了馆内全部事务。他支持了葛维汉发掘三星堆，真是奇功盖世。
谦谦君子 一生都在研读百科全书
熟知他的朋友说：“戴谦和不是考古学家，却是最热心的‘票友’。他的兴趣爱好实在太广泛了，一生都在研读百科全书。”
他喜欢仰望天空，关注风吹雨晴，每天详细记录成都天气，坚持了40年。他还请华西协合大学数理系毕业的张静如作助手，帮他作记录，以此研究太阳辐射和气温，了解哪些作物适合成都地区生长。华西坝的人士说：“要知道成都的天气如何，去问戴谦和吧。”
他还注目大地，从地理、地质到地下埋藏的文物，都怀有极大的兴趣。在广汉三星堆文物初露端倪之时，他就预言：“这个地区，将可能发现早期人类化石。”说这话25年后，在广汉以南，果然发现了“资阳人”头骨化石。
最早来华的传教士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不太重视，更谈不上了解与尊重。莫尔思、戴谦和改变了方针，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将华西这块土地上的人文活动作为研究重点时，博物馆的独特与个性，就变得更加鲜明。
落成于1926年的懋德堂，1楼为华西协合大学图书馆，2楼为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现为四川大学华西医学展览馆（戚亚男摄于2011年）
走在老街古巷，戴谦和的眼睛老盯着窗户？对，他就是在钻研中国的窗户。经30年努力，他竟收集了6000多种从秦汉到明清的窗格式样。他喜欢中国的窗户，在华西的博物馆和图书馆，凌空吊下的雕花窗户，成了独特而典雅的装饰，真令人叫绝。1937年牛津大学出版其所著《中国窗格图案》，1943年哈佛燕京学社再版。该书运用西方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国传统建筑艺术，融科学与艺术为一体，是国际汉学界研究中国窗格图案的权威之作。
他曾邀请博物馆的同事到他家作客，同事们发现了几只毛色鲜亮的小鸟在小院里盘桓。再细看，在一片草坪的角落，有一只石头打制的圆盘，盘内有浅浅的清水，还有一碟鸟食。小鸟们飞来饮水，啄食，欢快地啼鸣着。戴谦和压低了嗓门，向同事介绍：“这是我家的常客，老朋友。”原来，戴夫人喜欢观察、拍摄鸟类，有了这鸟儿们戏水，饮水，啄食的好地方，给夫人创造了极佳的研究与拍摄机会。当时，戴谦和那一副得意，快乐劲儿，简直像个老顽童。
野心勃勃 华大博物馆要成世界一流
但是，在博物馆的建设方面，戴谦和不但不“谦和”，反而显得“野心勃勃”。
首先，他一提及大学办的博物馆，言必称“哈佛”：“现代大学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博物馆，是不完善的。一些一流大学不仅拥有博物馆，而且还创办有几个博物馆，如哈佛大学拥有福格艺术博物馆、皮博迪博物馆、日耳曼博物馆、生物博物馆、植物博物馆。”
黄思礼说：“华西被公认是一个人种学家、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的天堂。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应积极参与葛维汉博士的博物馆活动，我们可以在物质方面协助他，建成一座名声在外的博物馆，是世界其它地方所不能超越的。”
戴谦和的好友、当时还在为美国国家博物馆收集标本的葛维汉，看到了博物馆的紧迫性与重要性：“这些文化遗产是非常丰富的，现在正濒临消亡过程中”。他呼吁传教士们“为博物馆作出贡献，在它们消亡之前收藏于博物馆”。他坚信“（华西协合大学的）博物馆有朝一日将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博物馆”。
1914年，华西协合大学仅有一个博物部，辅助戴谦和的是陶然士和叶长青。这两位传教士熟悉“藏彝走廊”，见多识广，眼光锐利，戴谦和如获天祐神助，不断施展吸入文物宝藏的“法力”。
陶然士和他的中国朋友(陶然士家族收藏，吴达民 摄)
在川大博物馆走廊墙上，有一张华西边疆研究学会1934－1935年度学术执行委员会的合影，居中一位大腹便便的学者，就是叶长青。他是长者、先行者，像一尊神，兀自站立在第一排正中，两边的学者都坐着。或许，从这张照片，让我们知道他的地位，他是边疆研究会唯一的一位荣誉会长。
慷慨解囊 叶长青捐出数百件史前石器
作为学者，叶长青精通汉语和藏语，甚至藏区内不同地方语。对于发韧于20世纪20年代的藏学研究，叶长青发表了大量有价值的藏学论著，无疑是民国时期藏学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他以坚毅的脚步行进在青藏高原东部横断山脉的“藏彝走廊”——有极高山峰、低海拔冰川、湍急河流、高寒草原和深切峡谷的金沙江、大渡河、雅砻江流域；以近于疯狂的热情研究贡嘎山，他努力绘制并用文字描述“藏东最高峰”。他除了研究佛教传入之前西藏流行的苯教和传入后藏传佛教的各个派别，还讨论藏区宗教的多样性。最难能可贵的是，“他没有以基督教神学作为价值判断的基点，将非基督教的宗教视为偶像崇拜或迷信、异端，而是将各个不同宗教视为不同的文化圈，相互之间存在交流与融合。”
叶长青有一种不达目的誓不休的深钻精神。他通过上层人士疏通关系并获得了尼庵主持允许，走进尼庵，作了实地考察。在《西藏的尼庵和觉姆》一文中，他描述了自己深深弯腰，钻进低矮狭窄“永远不可能让居住者感到舒适”的起居室，觉姆“睡觉时必须蜷缩着身体，或如佛像一样盘腿打坐，在任何情况下她们都不可能伸直身体”。叶长青第一次让世人知晓，觉姆就在这样的尼庵过着圣洁的修行生活。
从1907年开始，叶长青就在注意收集史前人类使用过的石器。戴谦和、葛维汉认为，叶长青是四川乃至华西史前石器的发现者。他将自己收藏的数百件史前石器悉数捐赠给博物馆，加上他帮助博物馆收购的石器。葛维汉评价说：“它们在任何博物馆，都会成为最好的中国石器时代的藏品。”
玻璃柜中的石锛、石斧，比广汉三星堆的文物早一千年至几千年。当年，古蜀先民凭着这些原始工具开天辟地，顽强生活。这些石器，又如同地标一样将古蜀人的分布，迁徙路线指示得一清二楚。
卓越建树 陶然士致力研究四川古代史
徜徉在博物馆，从石器时代几步就跨越万年，走到汉代。汉砖、汉阙拓片、陪葬的陶制人物，让我们听到了两千年前的笑声。说书人在笑，杂耍人在笑，农妇在笑，家禽在笑。一座农家院内，有家禽，有猪和牛，与至今犹存的川西农家大院没有太大的差别。
走近了汉代的“农家乐”，陶俑都带着笑，有抿嘴微笑，有捧腹大笑，真是笑得丰富多彩。那时人们过着简朴、单纯的农耕生活，容易满足。再看现代人，整天忙忙碌碌，不时皱紧眉头，哪有这种天真的笑。可见，百倍的物质财富，并不能给人们带来百倍的欢乐。
除了叶长青，另一位帮助戴谦和的人就是内地会传教士陶然士，擅长用中文写作的考古学家。他为博物馆收购了5000件藏品，主要是汉代和羌族文物。1908年，他就在乐山发掘了一座崖墓，就像打通了一条时间隧洞——他到了东汉。陪葬的，几乎没有一样物品是当地老百姓认为是值钱的东西，全是大大小小的陶俑，人人，狗狗，马马。而从考古学家眼中，却看到了近两千年前东汉人鲜活的生活场景。
1912年陶然士夫妇和第一个孩子玛丽(陶然士家族提供，吴达民 摄)
陶然士还是发现和考证称为四川“蛮子”遗址的第一个西方人，也是最早发现华西石棺葬陶器遗物的学者。他致力于四川古代历史研究，1916年成都华英书局出版了他的学术著作《成都早期历史：从周朝到蜀汉王朝的灭亡》。1922年翻译了《华阳国志》中有关蜀国的章节，并发表在《华西教会新闻》上，将古蜀文化介绍给西方读者。陶然士亦是羌族研究的先行者，其最重要的学术贡献是对羌族的宗教信仰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的阐述，专著有《青衣羌——羌族的历史、习俗和宗教》《羌族宗教的基本精神理念》等。因其在华西考古学和文化人类学方面的卓越建树，被当代民族学和人类学家李绍明视为中国人类学华西学派的主要人物之一。
2007年，我曾全程陪同中央电视台拍摄专题片《古蜀寻宗》。当飞行器在三星堆上空盘旋数周之后，摄像师为同事们展现航拍资料时，都感叹说：我们太低估古蜀人的智慧与魄力了！
那以北面的鸭子河为屏障，东、西、南三面横跨马牧河的“土坡”，分明是一座古城的城墙。古城由一个外城和内城组成，总面积达12平方公里，完全是一座气势恢宏的大都邑。这是距今已有5000年至3000年历史的古蜀文化遗址，它将古蜀文明向前推了1500年，被誉为“长江文明之源”。
这个源头，还是广汉农民燕保青两锄头挖出来的。
“广汉古玉” 真真假假涌向巿场
1929年春天，农民燕道诚带领家人，打算挖个水凼凼安放水车，儿子燕保青挥锄挖土，没料到碰到很坚硬的东西，随着“当”的一声响，震得虎口发麻，泥浆溅了一脸。他再次挥锄，又是“当”的一声。燕道诚惊讶地问：“泥巴里有啥子东西？”父子俩扒开泥水，看见一块白色的石盘，直径约一尺半，再搬开石盘，舀净泥水，一坑玉器“出浴”，闪着滢滢绿光，让燕氏父子目瞪口呆。
当天夜里，燕道诚全家动手，将400多件玉器搬运回家，藏匿起来。不料，燕氏父子先后患病，自认是挖掘宝藏惊动了神灵，决定“折财免灾”，将玉器分赠亲友，还将一只玉琮送给了广汉驻军、混成旅二团的团长陶凯。陶团长觉得是件宝物，请古董商进行鉴定，古董商一见，拍案惊呼，这是无价之宝！成都著名金石学家龚熙台也购买了4件玉器，并写作一篇《古玉考》，发表在成都东方美术专科学校校刊的创刊号上。于是，古董商贩纷至沓来，真真假假的“广汉古玉”涌向巿场，一些百姓也在自己的田畴中胡掘乱挖，恨得不将广汉的地皮揭掉几层。
得到批准 葛维汉决定来年春发掘
1931年，在广汉的英国传教士董宜笃购买了几件玉器，方才明白，它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金银财宝”。他去了一趟成都，到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请教了戴谦和馆长。经戴谦和鉴定，至少是距今3500年前的商周时期的祭祀器物。
1933年冬天，博物馆馆长已是葛维汉。在董宜笃的斡旋下，葛维汉获得了广汉县政府批准，以及四川省政府和四川省教育厅的发掘护照。葛维汉请毕业于华西协合大学文学院的林名均与之同行，并先期作了地形地貌调查，决定来年开春开始发掘。
葛维汉（易遵谅收藏，戚亚男提供）
林名均是在华西大学博物馆任职的第一个中国人。他学的是中文，国学底蕴深厚，查典籍，翻史志，是葛维汉不可或缺的帮手。他勤奋好学，在与葛维汉合作的十年间，齐心协力，大大推动了博物馆的建设。
1934年3月1日，考古队来到燕道诚家，才发现有数十人已经抢先“开挖”，说是县长罗雨苍下的命令。
葛维汉见状，立即面见罗县长，耐心说明，考古发掘有一套科学方法，这样你一锄头我一锄头开挖，破坏性很大。罗县长立即下令停止乱挖。
土匪猖獗 80名荷枪实弹官兵驻扎现场
熟知国情的林名均，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为避免“洋人跑到我们中国来抢宝藏”的流言，并引发事端，这次发掘，还是由罗县长亲自主持，葛维汉作技术指导。
林名均（左1）与葛维汉（右1）在三星堆发掘现场
（四川大学博物馆收藏，戚亚男提供）
罗县长深知，本县土匪猖獗，“绑肥猪”的事经常发生。四十里外有座寨子山，是个土匪窝子，若是土匪嗅到了发财的机会，不顾命地杀到发掘现场夺宝，岂不要坏了大事？于是，立即联系陶团长，说明原委。陶团长一声令下，派了80名荷枪实弹的官兵驻扎现场，保障发掘工作顺利进行。
1934年3月16日，是个风和日丽的好日子。鸭子河春水盈岸，河滩上禽鸣莺飞，野花疯长。令罗县长和燕道诚的邻里们大开眼界的是，葛维汉一行，先测绘地形地貌，定下座标体系，反复推敲，才确定了发掘的位置。
葛维汉说：“所谓‘考古发掘’，就是打“探方。”罗县长似懂非懂：“哦，哦，打探方？”一会儿，竟然挖出一个方形“田坎”。“田坎”之内，一层又一层地平行剥开。“田坎”一侧就出现不同色泽的沉积剖面。
葛维汉向罗县长解释说，我们脚下的土地，像是一本合上的书，一层层的沉积物就是它的“页码”，每一层的沉积物，都是数百年沧桑形成的。从每一层的所挖到的物件，可以估计它的年代。比如，这个表层，是清代的沉积物，下面一层一层，就是大明和元朝的沉积物了，越是往下发掘，离我们的年份越是久远。
罗县长不禁叹道：“有道理，有道理。”
走向四川大学博物馆陶瓷馆时，不由得不放轻脚步。
那些琳琅满目的宋代瓷器，实在太丰富了。选送一只到“嘉士德”，怎么也值几百万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减租退押那一年，大量的珍贵瓷器、文物、字画涌入巿场，时任博物馆馆长闻宥，立即请示上级，希望出手收购。汇报至西南军政委员会，经管文教的楚图南批准，拨下一笔经费，用于抢救市面上流失的最有价值的文物。闻宥还请徐中舒、冯汉骥、杨啸谷一起来参加鉴定。如今馆藏的汉画像砖、极品宋瓷、印章、鼻烟壶、刺绣品，都是那时收购的。
闻宥（戚亚男提供）
郭沫若望着菩萨 “哦，中国的维纳斯”
走到石窟馆，不禁驻足伫立。又见鎮馆之宝“东方维纳斯”。这是我有限的阅历中所见到的最美的菩萨。
1947年成恩元发掘修复的断臂菩萨立像，现收藏于四川大学博物馆。（戚亚男2005年摄）
一束柔柔的光照着她的宝冠、发髻、璎珞、环佩，煞是妙相庄严，一种庙堂的圣洁感把我镇住了。细细一看，却又觉得她刚唱了一首歌，或刚说完了一段话，突然屏信呼吸，抿嘴禁声——那是“口含朱丹”的嘴唇，精细的唇线美到了极致。她的眼睛半睁着，目光下探，流露出悲天悯人的善心。再看她细腻的肌肤，匀称的身材，真感觉到她就是生活中能碰见的，典型的成都平原的窈窕淑女。真该千叩万谢唐代的无名石匠，他是米开朗基罗级的大师，留下了这样一位善解人意的菩萨，能触摸到体温的石像。
一千多年了，还让我们震撼于她的美丽。
可惜的是，菩萨失去了双臂。
1955年4月29日，郭沫若来博物馆时，曾这尊菩萨面前伫立良久。成恩元告诉郭沫若，这一尊唐代菩萨，是从邛崃的河滩上挖掘出来的，当时，她断成四截，被水冲散，埋在四个不同的地方，一双手臂一直没有挖掘到。成恩元说：“就像希腊的维纳斯一样，断了双臂。”
郭沫若望着菩萨，点头一笑：“哦，中国的维纳斯。”
1991年，时任川大博物馆馆长的童恩正，不仅是历史学家，还是久负名的科幻小说家。他盛情邀请出席世界科幻协会（WSF）年会的中外科幻作家到博物馆参观。解说员是童恩正的高足弟子石应平。
当时，我作为《科幻世界》副主编、年会秘书长，率领上百名中外科幻作家走进了博物馆，完成了一次从石器时代到20世纪的“时空穿越”。外国科幻作家最感兴趣的，是那一顶清代的大花轿，那么金光灿烂，那么多装饰物件，那么多故事画片；而更让他们驻足围观，瞪大眼睛，看个仔细的是“镇馆之宝”：“哦，这是东方维纳斯。”
这批唐代佛教文物 坐黄包车从邛崃到华西坝
面对“镇馆之宝”，成恩元的故事令人回味。
1947年，四川发生特大洪灾，6月间邛崃城的西河冲垮了河堤，形成了新的大河湾。水退后，在河滩上竟出现了一些大小不等的佛教石刻残片。消息传到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便派成恩元去邛崃考察。
成恩元（成恩元之子易艾迪收藏，戚亚男提供，）
说到成恩元，颇为传奇：学业三次被中断——1938年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师从裴文中学习考古，他是裴先生首开史闪考古课的第一位学生，也是唯一一名在籍学生。本科临近毕业，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南迁，成恩元辗转来到华西坝，以优异成绩完成本科学业后，又考入了燕京大学研究院考古部，师从郑德坤，又成了郑先生第一位考古、博物馆唯一研究生，在考古学方面受到最完备最严格的训练。研究生尚末读完，得知远在沦陷区的母亲病逝，唯一的亲哥冻饿而逝，悲愤难当。当时，日寇已打下独山，成恩元表示：“我再也不能在博物馆研究石器了！”他毅然报名参加了青年军，慷慨奔赴前线。抗战胜利复员后，回到博物馆，接替考古工作。1949年考取了LIBCCC留美奖学金，被哈佛大学录取，准备读博，临解放未能成行。
郑德坤毕业照（戚亚男提供）
从1947年至1948年间，成恩元五次赴邛崃，在河滩上发掘，采集到包括“东方维纳斯”在内的250件唐代佛教石刻文物，发现并考证了龙兴寺这一唐代大型佛寺的名称、规模，与密宗的关系，毁灭的原因等，撰写了《邛崃唐龙兴寺石刻发掘初步报告》，这是二十纪纪四十年代末期我国考古工作者独自开展的考古工作高水平的代表作。
他先是在泥沙中发掘出菩萨的头像和灯台，在一里之外的又发现的菩萨的身体的一段，之后，在更远处，发现了菩萨身体的另外两段。
那时，从成都到邛崃，至少得走两个整天，运输工具是黄包车。“东方维纳斯”和这批唐代佛教文物就是坐黄包车，从邛崃拉到华西坝的。
默默无闻的中外人士 在锦江之滨修建“金字塔”
成恩元的妻了易遵谅还记得，那是春节前的一个深夜，成恩元两腿泥浆，一身冰凉从邛崃赶回家中。他给家中带回来两捆青冈柴。妻子问：“要过年了，你不带年货，带两捆柴干什么？”成恩元傻了眼：“啊，要过年了？我怎么就搞忘了——要过年了！”从此，背柴回家过年，成了全家几十年的经典笑话。
走出四川大学博物馆，艳阳下的锦江，流水丰沛，波澜不惊。左边是九眼桥，右边是望江楼，都是太熟悉不过的地方。
1948年，就在这里，有个小码头，成恩元把葛维汉和家人送上木船，他们从这里到乐山、重庆，再经汉口、上海回国。19世纪以来，西方传教士大都从这一条水路到成都，葛维汉又沿着这一条水路回去，一挥手就是永别。
是啊，就是这一条锦江，“一行白鹭上青天”的景物依然会再现，那些历史人物早已远去。此时此刻，想起那一部宣示神秘文化的纪录片《众神之车》。影片中解释古老的玛雅人为何要修金字塔，因为玛雅人认为：
这个世界怕时间，
而时间怕金字塔。
从1914年开始，戴谦和、葛维汉、郑德坤、闻宥、冯汉骥、成恩元、童恩正等，还有许多默默无闻做奉献的中外人士，都在不断地修建这一座“金字塔”，这就是屹立锦江之滨的四川大学博物馆。
来源：华西都市报
作者：谭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