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征服古蜀与古蜀文化的消逝
      公元前316年，秦攻占古蜀，一并被征服的还有巴国。《史记·张仪列传》说：秦惠王“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贬蜀王更号为侯，而使陈庄相蜀。”[1]《华阳国志·蜀志》记载：“秦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从石牛道伐蜀。……冬十月，蜀平。”[2]
      秦征服古蜀国，是它欲统一全国的开始。《华阳国志·蜀志》对此有明确记载：“蜀王别弟……求救于秦。秦惠王方欲谋楚，群臣议曰：‘夫蜀，西僻之国，戎狄为邻，不如伐楚。’司马错、中尉田真黄曰：‘蜀有桀、纣之乱，其国富饶，得其布帛金银，足给军用。水通于楚，有巴之劲卒，浮大舶船以东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惠王曰：‘善’。”类似的记载在《战国策》和《史记》中也有。即秦攻占巴、蜀，是因为其地一是“富饶”，可解决“军用”；二是可“浮大舶船以东向楚”而“得楚”。都是从军事考虑的大战略。
既然秦征服古蜀是为了将蜀地作为统一全国的一个大后方，秦国统治者自然要将新征服的古蜀地加以改造，从各方面真正纳入秦国。为此，他们在推行郡县制的同时，还采取了若干措施：
      一是建立统治中心区。《华阳国志·蜀志》说：“（周）赧王五年，仪与若城成都，周迴十二里，高七丈。郫城，周迴七里，高六丈。临邛城，周迴六里，高五丈。”意即公元前310年，秦征服古蜀国后，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要驻扎军队，建立管理机构，需要城垣，所以秦统治者兴建了成都、郫、临邛三座城市并设立了相应的县。
古蜀地区原来也有“城”。1995年以来，成都平原史前聚落考古取得一系列突破性成果，考古工作者先后在成都平原发现和确认了六座史前时期古城性质的琅落遗址，它们分别是新津宝墩古城、郫县古城、温江鱼凫城、都江堰芒城(上芒城)、祟州双河古城(下芒城)和萦竹古城遗址。但是，这些“城”与中原文化是不同的概念，绝大多数都在险峻的山上，不是依靠土墙，而是依靠易守难攻的地势来防范袭击。平原或坝子里也有少数作为统冶中心的“城”，主要是用木栅并荆棘相围；有些则是依凭江水环绕为防护屏障。所以，这些“城”充其量是较大的聚落而不是城市。秦灭巴蜀后所筑之城，有夯土城墙，且在规模、布局上都照搬了中原传统。
      二是向蜀地移民。《华阳国志·蜀志》说：“（周）赧王五年，秦惠王……置巴、蜀郡，以张若为蜀守。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这是秦向蜀地的第一次大移民。“秦民万家”若以一家五口计，仅这一次就是五万人，数量相当大。从当时的秦版图看，这批移民只可能来自秦本土。当时尚未修筑栈道，这支移民队伍由关中而古蜀，爬涉在崎岖陡峭的山道上，规模甚宏。从置蜀郡、对付“戎伯”，兴建成都、郫、临邛三个城市的情况看，这批移民的大部分就是移居在成都、郫、临邛这三角形的统治中心区域内，作为政府统治蜀地的基本依靠力量。
在秦征服古蜀之前，蜀地是有自己的丰厚的古蜀文化的，这从今天发掘的三星堆、金沙遗址可以得到证明。虽然秦统治者在蜀地并没有采取如后来秦始皇统一全国后采取的文字统一、焚书坑儒这样的文化暴政，在资料上找不到他们取消蜀文化的记载。但是，秦的崛起，依靠的是法家思想和商鞅变法，而法家思想最强调的就是统一思想。《商君书》有“驭民”五术：壹民、弱民、疲民、辱民、贫民。所谓“壹民”，就是统一思想。法家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以法制教育来统一人们的思想，规范人们的行为，控制人心，达到人们守法、社会有序的目标。作为蜀地的新统治者和新居住在中心区域的基本依靠力量，使用的都是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秦文化即中原文化，土生土长的蜀文化必然不能长期存在。
      大量资料表明，在秦统治蜀地的110年间（公元前316-公元前206），古蜀文化并没有立即消失，但由于居民主体的改变和秦文化的强行推进，在外来先进文化的刺激和促进下，古蜀文化逐渐衰弱；到秦统一六国后，在全国统一文字时，巴蜀文字被废除；于是在西汉早、中期，古蜀文化急剧衰亡，其传统墓葬、器物器形、纹饰符号都急速减少乃至消逝。
      正因为古蜀文化的消逝而中原文化还未能在蜀地取得唯一独尊的地位，西汉大学者扬雄在《蜀王本纪》中说：“蜀王之……时人民椎髻左言，不晓文字，未有礼乐。”[3]原因就是曾经发达的古蜀文化在当时已经没有人知道了。也正因为如此，在文献资料中，就有了西汉初期蜀郡守文翁，因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而大倡教育，致使蜀地很快转化为“好文雅”之邦的记载。[4]
                                                                         历史上对古蜀文化的寻觅
      刘邦继秦始皇之后，建立大一统的汉帝国，其成功，正是依靠蜀地丰富的物质和人力。西汉开国后，蜀地受到重视，经济、文化、教育都有大的发展。尤其是当时的郡守文翁重视教育，史称“文翁化蜀”，儒学在蜀地得到广泛传播，遂改变了本地“蛮夷”之风，从此蜀地人才济济，文章大雅，不亚中原。史书说：“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5]“蜀学比于齐鲁”。[6]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汉赋四家”中的三家：司马相如、扬雄、王褒，他们都是学有专精的经学家。“原是‘蛮夷之邦’的四川，在文化学术上竟可以同孔子、孟子的家乡，历来文化最发达的齐鲁地区相比美，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7]
      人才济济的蜀地学者，对蜀地的远古历史、文化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影响最大的是《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
      《蜀王本纪》是最早记载古蜀历史的史书，是两汉三国间蜀地学者整理和改写的古蜀国传说的辑本。参加过此书整理、改写的学者很多，据《华阳国志·序志》记载：“司马相如、严君平﹙遵﹚、扬子云﹙雄﹚、阳成子玄﹙子张﹚、郑伯邑﹙廑﹚、尹彭城﹙贡﹚、谯常侍﹙周﹚、任给事﹙熙﹚等，各集传记，以作《本纪》。”[8]即有八人都整理过《蜀本纪》，除扬雄所撰《蜀王本纪》因所辑较完备曾传于世外，其他的《蜀本纪》均散佚无考，仅见于《隋书·经籍志》，新、旧《唐书》等著录。
      唐宋后，扬雄的《蜀王本纪》也佚散，到明清时，有郑樸、洪颐煊、王仁俊等学者从《艺文类聚》《太平御览》以及《史记》《汉书》《后汉书》及《文选》等的注家的引用中辑出《蜀王本纪》，文字互异。清严可均的《全汉文》参合互见、稍加整理的扬雄《蜀王本纪》是目前可用的记载古蜀历史的最早史书。但是，诚如先生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中说：“《蜀王本纪》为汉代人所记蜀人传说，只得如此三四著名之酋长，非能列举其世系……”[9]这足证古蜀历史、文化在当时消逝得是很彻底的。
      《华阳国志》被公认是最权威的记载古蜀历史的史书。原作《华阳国记》，记录了从远古到东晋永和三年今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以及甘肃、陕西、湖北部分地区的历史、地理。此书体制完备，内容丰富，考证翔实，史料可靠，是研究古代西南地方史和西南少数民族史以及蜀汉、成汉史的重要史料。其在撰述时参考了当时所能见到的许多著作，以记载蜀地历史的《蜀志》而言，“取材于扬雄《蜀本纪》，应劭《风俗通》，谯周《益州记》，陈寿《益部耆旧》，与扬雄、左思两《蜀都赋》、来敏《本蜀论》、赵宁《乡俗记》及常氏自所见闻，而以《史记》《汉书》《续汉书》《汉纪》《续汉纪》与陈寿、王崇《蜀书》之文参订之。”[10]正是因为有了《华阳国志》，之前撰写古蜀历史的史书基本就佚失了。
      《华阳国志·蜀志》的首章是《蜀志总序》，极力夸述蜀地的地理特点；二章述蚕丛开国至禅位开明，其间经历了蚕丛、鱼凫、柏灌、杜宇、开明五代，蚕丛“始称王”“杜宇称帝”，人们因此习惯将他们统称为古蜀“五帝”；三章细述开明王朝事迹；四章述秦灭开明王朝事也即是古蜀国灭亡事。
      虽然《蜀王本纪》《华阳国志》中保存的古蜀史料应为现存最可靠的纂辑文字，是我们认识和诠释地下出土的古蜀历史信息的宝贵钥匙；但是，它们毕竟主要是据汉代人所记的古蜀人传说，不仅文字内容很少，例如记载蚕丛、鱼凫、柏灌三代仅九十余字，而且荒诞的内容也不少，所以其观点与见地不能完全作为古蜀信史。
现代考古对古蜀文化的证实
      从蚕丛、鱼凫，直到杜宇、开明，史书与神话勾勒出的是一个富有浪漫色彩的神秘古蜀国。人们相信古蜀国是存在的，无时无刻不在寻找着古蜀国存在过的证据。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有关古蜀文化、历史的考古发掘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
      1986年，考古工作者在三星堆遗址发掘了两座大型祭祀坑，出土了1000多件美妙绝伦的珍贵文物，引起世界轰动。接着，十二桥、金沙……有关古蜀历史和文化的宝库一个接一个地被发现、发掘。随着古蜀先民活动的诸多遗迹被发现和一大批精美、神秘的珍稀文物的出世，证明距今4000多年前，在中国的大西南，就有一个辉煌发达的文明存在。
      考古发掘证实，三星堆遗址文化距今4800-2800年，延续时间近2000年，该遗址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延续发展至商末周初，曾为都邑所在地，其影响之大、价值之高，堪称世界文化遗产。三星堆遗址考古的重大发现，揭开了川西平原早期蜀国的面纱，将古蜀国的历史推前了两千多年，填补了中国考古学、青铜文化、青铜艺术史上的诸多空白，被誉为“世界第九大奇迹”。
      金沙遗址是一处大型的商周时期蜀文化中心遗址。在出土的金器中，有金面具、金带、圆形金饰、喇叭形金饰等30多件，其中金面具与广汉三星堆的青铜面具在造型风格上基本一致，其他各类金饰则为金沙特有。在出土文物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精美绝妙的太阳神鸟金箔，不但震惊了考古界，引起了艺术家们的无限遐想，还被国家文物局选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金沙遗址的发现，再次改写了成都历史和四川古代史，将古蜀国统治者在成都附近的活动从2500多年前推进到了3000多年前。
      不过，现代考古发掘虽然证实了古代文献中对古蜀国记载的真实性，但却与长期以来人们对巴蜀文化的认识大相径庭，并非西汉史学家所描述的：“不晓文字，未有礼乐。”[11]三星堆遗址的发现证明，古蜀国应是我国商周时期前后一个重要的诸侯国，其文化虽然具有独特性，但与中原文化有着一定的渊源。
      根据现有文献记载，成都有文字可考的建城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战国晚期张仪筑“成都城”，但金沙遗址表明成都早有城市存在。根据出土的文物，可以断定古蜀国的活动早在3000年前就开始了。当时的金沙，已经是商周时期蜀文化中心遗址，同时，随着附近宫殿遗址的被发现，金沙曾是古蜀国的国都这一猜测也被证实。
金沙遗址曾是古蜀国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的中心。然而，这样一个繁盛的王国的首领到底属于传说中古蜀王的某一位，还是另有其人？为何史料中竟无人提及？
      古蜀国和古蜀人到底来自何处，千古以来都是一个谜团。在发现三星堆和金沙遗址之前，人们曾发掘出宝墩文化遗址。宝墩文化是一种石器文化，而三星堆文化和金沙文化是一种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古蜀先民的生产力不可能在一夜之间从石器发展到青铜器，这两种不同水平的文明是如何过渡的呢？从时间的延续性和文物特征的相似性上，已经可以确认金沙遗址直接承接了三星堆文化的精髓并发展壮大，三星堆和金沙先后都曾是古蜀国的国都。
逝去的古蜀文明一个个被发现了，消失的古蜀国景象也像潮水般不可遏仰地重现在今天。考古发掘已经证明成都平原早就是一个文明之花长久绽放的土地，拥有着高度发达的物质、精神生活。创造这个伟大文明的古蜀人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古蜀国。在这个国度里，宗教的地位至高无上，每一个蜀王本身也被传说赋予神秘的力量。但非常遗憾的是：拥有这样高度发达的物质、精神生活的古蜀人，却没有文字上的证明。不能不说，秦征服古蜀导致古蜀文化的消逝令人痛心疾首。
      好在陆陆续续地已经发现了不少的古蜀文字。世界考古学界公认，对古文字的解读与破译属于重大的科学难题。当前在世界范围内，完全没有被解读破译出来的古文字仅剩玛雅文字等两三种，而蜀地出土文物上的古蜀文字也属于其中之一。古蜀的历史，古蜀的文化，必将越来越清晰。

注释：
[1]（汉）司马迁：《史记·张仪列传》，中华书局1999年版。
[2][6][9]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三“蜀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3][11]《太平御览》卷一百六十六引扬雄《蜀王本纪》。
[4][5]（东汉）班固：《汉书·循吏列传》，中华书局1999年版。
[7]蒙默、刘琳等著：《四川古代史稿》，第106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8]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十二“序志”，第72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0]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作者单位：成都大学政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