浴火重生

四川三线建设的调整改造

吴 锋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工作重点转移和国际形势变化,三线建设进入调整改造时期。四川三线国防军工企业和科研院所抓住调整改造契机,主动融入市场竞争和改革开放的经济大潮,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成为四川经济发展和21世纪国防建设的生力军,为21世纪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打下了较好的物质基础,创造了必要条件。

四川三线企业的布局调整

三线企业进行布局调整,主要是解决三线建设中由于选址不当、规模过大、布局过散带来的遗留问题。

按国务院三线办要求,1984年四川省国防工办对在川军工企业做了广泛而细致的调研,摸清了底数,“四川军工(不含电子工业)共有厂、所、院、基地95个。按好中差三类划分,属于第一类的有44个,占总数的46%;属于第二类的有41个,占43%;属于第三类的有10个,占11%。第三类企业是调整的重点,有的企业虽属第二类,但确因地理条件很不合适,布局很不合理,或受到环境严重污染,不宜就地发展生产的,也列入了调整范围。”经反复综合平衡,省国防工办建议“七五”期间第一批调迁8个单位(不包括已经国务院批准调迁的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和航空工业部决定调迁的291厂),占企事业总数的8%。

1984年11月,国务院三线办在成都市召开第二次成员会议,讨论通过调整121个单位的《三线地区企事业单位调整方案》。四川省列入国家调整计划的项目共39个(其中企业26个、事业13个),涉及兵器、船舶、电子、核工业、机械、化工、丝绸等行业,投资总规模7.8亿元。分别采取4种办法进行调整,其中就地关停1项、就地转产4项、部分迁建17项、全迁17项。到1990年底已建成和基本建成项目23个,其余项目结转到“八五”续建。

1989年11月,四川省三线办向省政府报送《四川省“八五”期间三线企事业脱险调整计划项目的报告》,提出确需调整的项目29个。1991年6月,省三线办在《关于四川三线建设及其调整改造的情况介绍》中指出:我省“八五”三线调整项目,在部、省对话的基础上,经省委、省政府审定报国务院三线办确定,待国家计委正式批准的企事业共32个,总投资计划约11.6亿元。

调迁选址是调迁的第一步。四川三线企事业单位调迁选择新址,采取政府与企业相结合的方式,做到通盘考虑地理、地质、水源和交通运输、能源供应、生产协作、技术交流等综合条件,以及企业产品发展方向和生产、科研力量布局。四川三线调迁单位新址主要确定在成都、重庆、绵阳等地。成都是四川政治、经济、科教文化中心,处于平原地带,因地形、气候、交通、能源、科技、通讯、金融等综合优势明显,是三线调迁单位选择新址的理想之地。“七五”期间,在成都市努力争取下,先后吸引了一大批企事业单位调迁落户到新都、郫县、双流、温江等地,三线建设调整期间,成都接收的企事业单位近80个,其中大中型企事业单位就达40余个。内迁成都的企事业单位主要来自达州、广安、重庆、广元、乐山(含眉山)、宜宾、自贡、绵阳、内江、雅安及云南省等地区,大都是技术密集型的科技企业和科研机构。一些曾经服务三线建设的大中专院校和企业子弟校、医院等事业单位也相继搬迁至成都。

重庆是三线企事业单位集中调迁的城市之一。原散布在偏远山区的40多家国防工业企业和科研院所先后迁入重庆市区和近郊区县,在重庆市区和郊区逐渐形成各具特色的四大片工业片区。一是南岸区南坪电子仪器仪表工业区;二是巴南区渔洞汽车及重型机械加工工业区;三是江北区冉家坝精密机械电气仪表工业区;四是九龙坡区石桥铺科研区。

绵阳也是三线企业和科研单位调迁的集中之地,除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调迁到绵阳市郊外,先后有五洲电源厂、江陵电缆厂、3536厂等调迁绵阳市区。

四川三线单位调迁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1999年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后,四川三线调整从通过部分搬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为主转变为全面就地改造全新发展。

四川三线企业在市场大潮中浴火重生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国际国内形势变化,以加强战备为核心的三线建设面临许多问题。其一,国际局势趋于缓和,以国防工业为主的现状已不能适应新的国际环境需要。不打仗,自然不需要生产众多武器装备,大量军工企业出现了军品订货锐减、生产任务不足、大量生产线闲置、企业亏损严重、职工队伍不稳等问题,迫使军工企业进行生产转型。其二,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党和政府把更多精力转向发展社会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上,这就需要在发展经济时把资源更多投入民生领域。在军工企业生产能力闲置的同时,市场对民品需求却不断增加,也为军工企业直接面对市场需求创造了条件。鉴于此,三线建设调整改造的重要内容,就是进行产品结构调整,实施军转民。四川三线军工企业通过实施军转民,在市场大潮中实现了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20世纪80年代开始,面对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军工产能过剩的状况,四川各地不断加强领导,统筹规划,推动三线国防军工企业军转民工作。1979年3月,省委国防工办在《关于贯彻国防工业工作会议精神和执行的意见》中提出,要“搞好军民结合,平战结合”。1980年3月,四川省召开了第一次军民结合生产协调会议。10月又在重庆召开全省国防工业军民结合工作会议,具体安排部署全省军民结合工作,并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省政府成立了两个专门小组,一个是民品生产规划小组,一个是经济行情、技术情报、贸易咨询中心,具体推动军转民。

按照中央“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方针以及四川省委、省政府安排部署,全省三线国防军工企业开始调整企业产品结构,进行军转民探索。1980年,四川省国防工业试制、生产的民品有电子、轻工、化工、机械等八类500多种,其中200多种已投入市场,完成民品产值4亿元。

在军转民探索中,绵阳的电子军工企业转型较早,最突出的是长虹机器厂。早在1973年,长虹试制成功306型47厘米黑白电视机,开创四川军工企业民品生产的先河。1978年,长虹成功组装5000台松下彩电,正式走上彩电制造道路。1982年10月,长虹机器厂被国家正式列为全国彩色电视机定点生产厂,后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彩色电视机生产基地。涪江机器厂在1984年研制出适应中国的九洲牌TVR-84I型全频道共用天线系统,其产品在国内市场占有率达30%以上。1985年绵阳撤地建市后,实施“科技兴绵”和“军转民科技兴市”战略,1991年被国家有关部委列为全国唯一的“军转民科技兴市试点城市”。1998年,绵阳市军转民产值由1988年的11.3亿元增加到351亿元,军转民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85年的12%上升到80%左右。

重庆军工企业数量最多,在军转民中各军工企业凭借其雄厚的技术、装备和人才优势,培育起摩托车、微型汽车、重型汽车、火车车皮、民用船舶、煤炭综采设备等一批支柱产品,培育出嘉陵摩托、长安汽车等知名品牌。成都市的三线军工企业,坚持以军品保障为基础、以市场需求为先导、以产品生产为重点,积极调整产品结构,在优先满足军品生产的同时,更多更好地生产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民用产品,推动企业转产升级。到1987年,四川军工企业投放市场的民品总量:电冰箱41.8万台、洗衣机77.99万台、摩托车166.89万辆、自行车234.21万辆、照相机34.15万部,其中,摩托车、照相机占全省产量100%,电冰箱、自行车占全省产量70%,摩托车覆盖全国市场面65%。有20种产品荣获国家金质奖、银质奖,有123种产品荣获省优、部优产品称号。四川还充分发挥三线国防科研院所在高科技研究领域的优势,发展高技术含量的民品,在核能开发、辐照技术、放射医疗、爆破应用和工程物理基础科研等民用技术推广应用领域也发挥出巨大作用。

随着军转民的深入,四川军工企业具有更高技术含量的民品大量涌现。工业机器人、核辐照、同位素、激光、光纤通讯、集成电路光学设备、卫星地面站系列产品、民用雷达、多用途共用天线、无线电监测车、新型气流纺纱机、箭杆织机等新产品不断涌现。为国家重点建设服务的技术装备,如大型水、火发电机组,核电设备和大中型输变电设备,电站辅机反工业燃气轮机,铁路机车车辆,轻型汽车,大型化工设备以及用于粉末冶金加工和石油开采的等静压机、采油注水泵等方面都取得了骄人成绩。同时,在市场经济洗礼中,四川以长虹机器厂、嘉陵机器厂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三线企业迅速壮大,极大增强三线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战略竞争力,成为四川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四川三线调整改造卓有成效

四川三线企事业单位调整改造经过“七五”“八五”时期的艰辛努力,到“九五”期间基本结束。三线调整改造调动各方积极性,取得明显成效。

一是不合理的布局得到改善。迁建的三线企事业单位,摆脱了钻山太深、地处偏僻、山地灾害的困扰,分别迁到成都和重庆的郊县以及绵阳等城市,靠城不进城,既无明显增加城市负担,又大大改善了交通、信息、市场条件。在迁建方案上,尽可能依托城市的社会功能,尽量合并共建。改变了原来在山沟里“除了火葬场不办,其他什么都办”的大而全、小而全状况,对企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是稳定了职工队伍。三线企业调迁到重庆、成都、绵阳等大中城市近郊,企业不仅展现了全新面貌,而且稳定了人心。调整前,这些单位的职工队伍很不稳定,尤其是科技人员一般都流失了30%—50%,大学生报到率不到30%,科技队伍青黄不接现象严重。企业搬迁后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改变,科技人员要求走的不走了,已经走了的有些又要求回来;大学生报到率普遍达到100%,甚至超过计划分配指标。

如四川西南物理研究院,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和二十九、三十研究所,确定在成都建设科技开发部以后,大学生报到率明显提高,1986年达102%,1987年又提高到112%。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搬迁到绵阳后,极大改善了科研生产条件,也稳定了科研生产骨干,吸引了年轻科技人员,为国家进行战略武器研究保留了一支重要力量。

三是调整改造促企业升级。部分三线企业调迁不仅解决的是企业脱险、脱困,而且跟迁入地的生产力布局有机关联、与企业的产业升级有机关联。从中央领导到三线建设调迁领导机关,都把调迁布局与企业升级有机结合。四川省三线办要求“在安排布局调整计划时,同时要安排企业的技术改造计划,两个计划一起下达,捆在一起实施。调整、迁建、技改和引进要统盘考虑,实现以产品结构为中心的上水平调整,达到调出新的效益的目的。”各调迁企业也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搞简单位移和低水平重复,把布局调整与技术进步结合起来,围绕开发新产品,进行技术改造和必要的技术引进,实行专业化协作,打破原有多品种、小批量生产的格局,在调迁后的新址形成新的综合生产能力,增强企业发展后劲。如国营庆光电工厂在调整中,引进必要的关键设备,并依靠自身的技术力量进行配套,先后改造成功年产400万只节能直管和异型荧光灯管生产线3条、引进年产240万只环形荧光灯生产线1条、新建成年产50万只黑白显像管生产线1条、建成无线电应用整机自动化装配生产线,彻底改变山沟老厂旧貌,迁建后第一年就扭亏为盈,1990年产值和利税分别达4126万元和448万元。

四是经济效益明显提高。布局调整反映了三线广大职工的愿望,极大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广大职工把布局调整视为“精神支柱”,纷纷表示要为“第二次创业”贡献力量,并以搞好生产、科研的实际行动来支持调整。许多调整企业坚持“以调整促生产,以生产保调整”,一面进行基本建设,一面在职工中开展“我为调整作贡献”活动,动员和组织职工积极开发新产品,开拓市场,提高经济效益,做到“调整、生产双丰收”。同时,企业在布局调整的同时,产品结构、企业组织结构也相应得到调整,增强了活力,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明显提高。据四川省三线办对20多个调整企业统计,1990年完成工业总产值4亿多元,实现利税6000多万元,均比调整前翻了一番。成都旭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从广元搬至成都市新都区,1994年改组为成都旭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公司工业总产值、销售收入、实现利税分别比1990年增长了12倍、36倍、36.5倍。各研究院、所,民品产值和收益每年增长均在15%以上。

三线调整使这些企事业走出山沟,迁建或部分迁建到中心城市或大城市的郊县,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些单位的科研生产和经营环境,同时也为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创造了有利条件。有些调整单位利用这种有利条件,积极参与国内、国际市场的主战场,大多数单位都有了出口产品,全省调整单位1990年出口民品创汇1000万美元。全省“七五”三线调整项目全部建成并达到生产纲领后,产值达14亿元,利税3亿元,分别比调整前增长6.7倍和11倍。

五是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随着三线调整改造的深入,三线企业的军工优势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焕发青春,逐步成为西部地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辐射源,对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成都市经过三线建设调整改造,有效填补了产业空白,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成都的产业体系,推动了成都的工业和城市发展。如新都县和郫县是川西平原有名的两个农业县,调整中先后有3个电子工厂、两个光学厂和1个机械厂分别迁到两个县,使两个县的面貌有很大改变,逐步发展成为成都市的卫星城市。成都龙泉驿区工业相对薄弱,国务院三线办决定将062、5504、167等7个军工企业迁到龙泉驿,以此带动龙泉驿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发展。几大军工企业定点龙泉驿,在最大限度保护耕地的前提下,成都市的产业布局更加合理。同时,迁建到成都的三线企业经过调整改造,很多企业获得了重生,焕发出生机和活力,有的成为行业领军企业。如搬迁到成都的航天062基地经过多年发展,成为我国航天发射火箭重要的零部件供应商和某型远程火箭炮、某型先进导弹的重要研制生产企业,为我国航天和军工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搬迁到成都的西南物理研究院实现了中国核聚变研究由原理探索到大规模装置实验的跨越发展,研制的可控核聚变(“人造太阳”)装置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燎原机械厂为适应民品生产需要,特组建航天塑模厂,利用自身技术生产汽车塑料配件,成为行业龙头。2006年,成都市实现工业增加值926.8亿元,比1980年增长40倍。

重庆市原有工业基础较好,但在新开发的南岸区、江北县和巴县,工业基础都很薄弱。通过调整,把一部分企业迁建到这些地方以后,不仅带动了江北县和巴县地方经济发展,而且使南坪成为新的电子工业区,弥补了电子工业的不足。南坪电子仪器仪表工业区和石桥铺科研区为组建重庆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重庆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奠定了基础。

绵阳市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等单位调迁到绵阳后,进一步巩固了绵阳国防科研重镇的战略地位。依托国防科研的强大实力,绵阳市大力实施“军转民科技兴市”战略,推动绵阳经济快速发展。1998年绵阳地区生产总值达到310.79亿元,位居成都之后,西部城市第5位(仅次于成都、重庆、西安、昆明),为2000年中央决策在绵阳建设中国(绵阳)科技城奠定了基础。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吴锋〔中共绵阳市委党史研究室(绵阳市地方志编纂中心)二级调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