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始、赋祖与赋圣

踪 凡

赋是中国古代四大韵文(诗、赋、词、曲)之一,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文化价值和文学史地位。学术界对于早期重要赋家荀况、宋玉、司马相如等人的文学评价尚有较多分歧,值得探讨。赋体之始。对于赋体文学的开创者,古今学者并无异词。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称:“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将荀况、宋玉视为最早的赋家,表彰其开疆拓土之功。据学者研究,荀况(前313?—前238)15岁入齐,游学稷下多年,后来三任稷下学宫祭酒。《赋篇》中有“弟子不敏,此之愿陈”之语,似为荀况年轻求学时所作,在前300至前285年之间。宋玉(前296?—前222)的生年、卒年、入仕时间均晚于荀况,其《高唐赋》《神女赋》作于前277年左右,“当为楚顷襄王失去云梦、迁都陈后令宋玉所作”(赵逵夫等《先秦文学编年史》)。从作品来看,荀况《赋篇》包含5篇短赋,即《礼》《知》《云》《蚕》《箴》,每篇赋只有一百余字,文字简略,类似谜语,但已粗具赋体文学主客问答、长于铺陈的特征。而宋玉《高唐赋》《神女赋》皆为千言大赋,文笔恣肆,艺术上已经比荀赋有较大发展。

1943年著名画家谢稚柳依据宋玉《神女赋》绘制的《高唐神女图》(图源:文汇报)

故自刘勰以来,历代学者虽将荀、宋并举,但无不以荀居宋前,从未有以宋玉居前者。荀况实为赋体之始。如唐白居易《赋赋》:“始草创于荀、宋,渐恢张乎贾、马。”清李元度《赋学正鹄序》:“赋者,古诗之流,其体肇于荀卿、宋玉。”徐炬《事物原始》:“自后荀卿、宋玉之徒演为别体,因谓之赋。”亦有学者标举荀况,而不言宋玉。如清吴锡麒《法时帆同馆赋钞序》:“自荀况萌芽乎厥体。”韩弼元《梅花书院赋钞序》:“至楚孙卿,而赋之名始别于诗,是为赋之权舆。”朱珔《忍冬斋赋诗合稿序》:“赋之作,源本荀卿。”杨澄鉴《刘观察昆圃先生赋序》:“夫赋者,四诗中六义之一,孙卿肇其始。”孙濩孙《华国编赋选·凡例》:“以赋名篇,始于荀卿。”吴乔《围炉诗话》引冯定远云:“荀赋便是体物之祖。”诸家认为赋体文学“源本荀卿”“始于荀卿”“孙卿肇其始”,荀赋为“赋之权舆”,所言极是。荀况(孙卿、荀卿)的5篇赋虽然粗略,但确是最早以“赋”名篇的作品,应当将其定为赋体文学之始。有学者认为“最早的赋家不是荀况,而是宋玉”,这一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赋体之祖。冯定远称荀赋是“体物之祖”,显然高估了荀况赋的文学成就。真正奠定赋体文学体制规模和创作范式的,是宋玉而非荀况。署名宋玉的作品今存17篇,较为可靠的有13篇。宋玉曾吸收民间说唱文艺的技法创作了《大言赋》《小言赋》《登徒子好色赋》等一系列调笑逗乐的作品,成功扮演了一位文学侍从角色。然而作为一名堪与屈原并称的优秀文学家,宋玉不仅是民间文学、娱乐文学的大师,还创作了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散体大赋《高唐赋》《神女赋》,是推动赋体文学由“俗”向“雅”转变的关键人物。其《高唐赋》以1089字(不计标点)的篇幅,铺陈了高唐观的雄峻巍峨、山水之秀、物产之饶、音乐之哀、狩猎之壮,除了少量散句和骚体句外,大都是四言或三言句式,整饬优美,韵律和谐,篇末以“思万方,忧国害,开贤圣,辅不逮”的句子曲终奏雅,讽谏楚顷襄王勤于国事,吸纳贤才,完善治国方略。其在主题、结构、语言、句式、用韵等方面,都为汉赋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正如明陈第《屈宋古音义·题高唐》所言:“《高唐赋》始叙云气之婀娜,以至山水之嵚岩激薄,猛兽麟虫,林木诡怪,以至观侧之底平,芳草飞禽,神仙祷祠,讴歌畋猎,匪不毕陈,而终之以规谏。形容迫似,宛肖丹青。盖楚辞之变体,汉赋之权舆也。《子虚》《上林》,实踵此而发挥畅大之耳。”清王赠芳《书徐南墅大洪山赋后》亦称:“风雅息而骚赋兴,宋玉、景差诸人,实为马、扬辈导之先路。”其实不仅司马相如、扬雄等人受其沾概,《高唐赋》《神女赋》实标志着赋体文学的正式形成,并为历代散体大赋的创作提供了范式,具有重要的赋史地位。清赵维烈《历代赋钞·凡例》称:“兹选断自宋玉,以其长于风谕,开后来赋家之祖。”费经虞《雅伦》卷四:“宋玉为赋之祖。”今人吴广平《宋玉研究》称:“赋祖是宋玉而非荀况。”考之宋玉在赋体文学史上的贡献,誉为“赋祖”亦不为过。

赋家之圣。赋体文学至汉代而臻于极盛,被后人誉为“一代之文学”(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序》)。作为汉赋代表作家的司马相如,以《子虚赋》《上林赋》赢得汉武帝赏识,并将赋体文学的创作推向了顶峰。自宋代以来,古今学者皆以司马相如为“赋圣”,众口一词。《朱子语类》卷第一三九载朱熹之语:“林艾轩云:司马相如,赋之圣者。扬子云、班孟坚只填得他腔子(佐录作“腔子满”),如何得似他自在流出?左太冲、张平子竭尽气力,又更不及。”认为司马相如的赋远远胜过扬雄、班固、张衡、左思等人。除了朱熹外,宋王应麟《汉艺文志考证》、祝穆《事文类聚》别集卷一一、元祝尧《古赋辩体》卷三、明胡广《性理大全书》卷五六等文献皆征引林艾轩此语。明施重光《赋珍》卷八收录司马相如《大人赋》一篇,径称“赋圣《大人赋》”。更有学者区分骚(楚辞)、赋为二体,进而将屈原与司马相如并列。如明梅守箕《梅季豹居诸二集·酉藏副草自叙》:“屈宋为骚原,马卿其赋圣。”俞王言《刻辞赋标义序》:“艺林之技,首推辞赋。辞则屈子从容于骚坛,赋则马卿神化于文苑。”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二:“屈氏之骚,骚之圣也;长卿之赋,赋之圣也。一以风,一以颂,造体极玄,故自作者,毋轻优劣。”认为屈原、司马相如(字长卿,简称马卿)分别是骚体、赋体的代表作家,没有优劣高下之分。相如为“赋圣”,已成定论。

司马相如 像(梅凯 作,四川省方志馆藏)

当代学者有以宋玉为“赋圣”者,称:“宋玉不仅是赋体文学的开山祖师,而且他的赋体文学成就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是‘赋家之圣’。”(《宋玉研究》)甚至还有《赋圣宋玉》之类的电影剧本和历史小说出版。其实,宋玉辞赋的确取得了“空前”的文学成就,但称其“绝后”却并不妥当,“汉赋四大家”的作品在体制规模、语言艺术、文化内涵等方面无不超越宋玉。此外,宋玉身处战国时代的楚国,《高唐赋》《神女赋》所描写的山水美景,表现的男女性爱,皆发生在楚国的巫山云雨之中,视野和境界均受到局限。而司马相如生活在天下一统、国家强盛的汉景帝、汉武帝时期,也是中国古代社会从分封制走向郡县制,从国家分裂、诸侯割据、战争连绵、民生涂炭,走向中央集权、经济发展、各民族和谐共处的时代。司马相如用新兴的赋体创作了《子虚赋》和《上林赋》,讴歌大一统中央政权。这是司马相如之所以能成为汉赋代表作家,之所以被后人尊为“赋圣”的政治密码。此外,《上林赋》如此描写上林苑的景色:“视之无端,察之无涯,日出东沼,入乎西陂。其南则隆冬生长,涌水跃波。其兽则……其北则盛夏含冻裂地,涉冰揭河。其兽则……”如此描写音乐歌舞场景:“奏陶唐氏之舞,听葛天氏之歌,千人唱,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巴渝宋蔡,淮南干遮,文成颠歌,族居递奏。”场面壮阔,纵横四海,贯通古今,极尽渲染,颇有“苞括宇宙,总览人物”的气魄。这种胸襟和境界,在诸侯林立的战国时代是不可能出现的。因而,相如作品是时代精神和民族心理的艺术表现,是大一统政治格局与散体大赋艺术特征的完美结合,其作为“赋圣”所取得的文学成就,已得到历代学者认可。

对重要作家的文学成就进行恰如其分的评价,是文学史撰写的前提和基础,故对赋体文学的早期作家作如上评述,不虚美,不拔高。是耶非耶?期待方家斧正。

来源:《光明日报》2025年4月21日第13版

作者:踪凡(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配图:方志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