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史良

史小红

史良(1900—1985),中国当代法学家、政治家。积极投身民族救亡及民主运动,是上海抗日救亡运动“七君子”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司法部首任部长,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四、五届民盟中央主席等职。

母亲出生在旧中国,亲历了中国人民在水深火热中的苦难生活。青年时期她追求真理和进步,寻求救国图强之路。这种坚定的信念贯穿了她的一生,也让她付出了毕生的精力。从抗日战争到民主运动,从救国会到民主同盟,从战争到和平,母亲始终都是一位坚强的革命斗士。与母亲一起参加过救国会和妇女运动的中国新闻社原副社长陆慧年在其编写的《史良传》中,曾用“一代杰出的女性;救国会的坚强战士;民主同盟的卓越领导人;妇女运动领袖中的佼佼者;新中国司法工作的开拓者之一;慷慨而又廉俭,豪迈而又温情”的标题概括母亲的一生。

用生命捍卫公平与正义

母亲1927年毕业于上海法科大学,1931年开始执行律师业务,大约一年之后,她独立开办了律师事务所。母亲深知老百姓受欺压而无钱申诉的痛苦,因此穷人来找她时,她可以不要酬劳,有时还要倒贴钱。她接手的案件中,有相当一部分有关妇女和婚姻问题,她总是想办法使当事人得到公平判决。尤其是对那些受冤屈和欺压的妇女,她更是全力以赴,帮助她们胜诉。

母亲还受理了许多政治案件,并帮助地下党和进步组织营救了一些政治犯,如左翼作家艾芜被捕,经母亲出庭辩护后,被保释出狱。一位化名施义的人被捕,母亲为他做了辩护,在母亲的据理力争下,法庭只判了施义52天徒刑,并且还可以交保释放。但最终由于叛徒的出卖,蒋介石亲自下令将其提解到南京审讯后杀害。后来,母亲从宋庆龄处才得知施义的真实身份是中共中央委员邓中夏,而此时她已无能为力。

从此母亲就为营救中共地下党人和进步人士做辩护律师,经母亲营救的还有任白戈、贺龙的家属向元姑一家、熊瑾玎夫妇、陈卓坤、方知达、吴仲超等。

在母亲律师事务所的办公桌上摆着一个银盾,上面镌刻着“人权保障”四个大字。这也是母亲一生所践行着的梦想和追求,她用自己的生命捍卫着公平与正义。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后,各地救国会运动迅猛发展。1936年11月22日深夜,国民党勾结租界巡捕房,制造了轰动一时的“七君子”事件。第二天,经法院审问后,因证据不足,七人均被保释出狱。但其后不到十小时,法院又开出拘票,逮捕他们七人到案。母亲事先得到法院书记官的通知,她一面设法通知其他人,一面逃离自己寓所,避居在亲属家中,同时尽力设法联系有关同志,安排工作,保护组织免受破坏。母亲逃走后,国民党到处画影图形,悬赏五万元通缉她。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母亲仍非常乐观,她甚至在通缉她的招贴前拍过一张照片。在料理完救国会工作后,她化装成一个进香的贵妇人,在父亲陆殿栋等人的陪同下乘车前往苏州投案自首。母亲独处女监,孤军作战,但她倔强的个性和深深的自信,使她面对庭讯,毫无惧色,从容不迫,潇洒自如。她始终与六君子保持着言论、行动上的一致。“七君子”身陷囹圄,大义凛然,密切合作,挫败了国民党的种种阴谋。

出狱时的“七君子”,左二为史良。

新中国成立后,母亲被任命为司法部部长。毛泽东和周恩来都鼓励她“你做好了,有党的支持”。她深深感到党和人民的信任和支持,信心十足地走上了为新中国司法行政工作奠基的岗位。

任司法部部长期间的史良

作为新中国司法工作的开拓者之一,母亲殚精竭虑地参与创建了新中国的司法制度。她积极筹建各级人民法院及法庭,对旧法院和旧司法人员进行改造和整顿,建立新的司法干部队伍,参与并主持司法改革。她还倾注大量心血,参与了新中国第一部法律《婚姻法》的立法工作。对这部法律的制定和实行,一向重视维护妇女权益的母亲感到特别兴奋。她不遗余力地督促各有关部门贯彻执行《婚姻法》,并专门撰文宣传实施《婚姻法》的重要性,提出在宣传和执行《婚姻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对当时《婚姻法》的推行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

史良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部长的任命书

1957年后,“左”的倾向开始抬头,司法界首当其冲。法治受到讨伐,一些正确的主张受到批判。蓬勃发展的新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不幸夭折。1959年司法部被撤销,母亲被调出司法界,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母亲并不在乎自己失去了部长的职位,但她对新中国人民司法工作遭到如此重创,自己依法治国的理想无法实现,感到从未有过的痛心和茫然。对被错误处理打击的党内外人士,她虽无能为力,却总是在可能的情况下给他们以不同形式的安慰和帮助。

拳拳挚友情

母亲的挚友中包括了众多革命者、知识分子和女性领导人,尤其与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和宋庆龄先生交往甚深。

我家客厅里摆放着一张周恩来赠予母亲的周恩来夫妇的合影。国共重庆谈判时,邓颖超引领母亲会见毛泽东和周恩来,并做了深入的交谈。以后,她就经常在重庆“特园”与周恩来一起开会,聆听他的教诲。“校场口事件”发生时,又是周恩来把母亲拉上自己的汽车救出了会场。母亲解放前的许多政治活动都得到周恩来夫妇的亲切关怀。新中国成立后,母亲担任司法部部长期间,更是在周恩来的具体领导下开展工作。“文革”中母亲受到冲击时,也是周恩来出面保护了她。我的父亲陆殿栋研究国际法,解放后任外交部条法司专员,周恩来经常在外交问题上征求他的意见。有一次,谈话晚了,因为家住得较近,父亲步行回家,周恩来半路停车把他送回家,父亲深受感动。周恩来逝世后,父母异常悲痛。1976年1月的一天早上,父母一同乘车分别前往民盟中央和全国政协参加周恩来追思会,父亲在全国政协追思会上发言非常激动,以致突发脑溢血不幸去世。此后,母亲和邓大姐这两位几乎在同一时间失去伴侣的老朋友来往更加密切。她们经常互致书信,有时邓大姐派人送来庭院里的海棠花、南方带来的岭南应子等以示问候,这种友情直至终生。至今,我们家中还珍藏着邓大姐的来信。

母亲与“宋氏三姐妹”的关系都很好,尤与宋庆龄有着更深的情谊,一生过从甚密,心心相通。她们自上世纪30年代共同营救上海进步人士起就熟识,此后她们志同道合,共赴国难,营救革命党人于危难,帮助妇女姐妹于水火,结下了深挚情谊。救国会“七君子”被捕后,宋庆龄发表宣言呼吁国内外声援,并发起“爱国入狱”运动,直至救国会领袖获释。上海解放后,宋庆龄与母亲相逢于陈毅市长举行的茶会上,拉手言欢,相庆胜利。数月后,先期到京的母亲受周恩来委托,专程赴沪迎接宋庆龄到京参加新政协会议。

宋庆龄、史良亲切交谈

新中国建立后,尽管母亲与宋庆龄在不同的职位上为国操劳,但繁忙的公务之余仍保持着频繁的往来。或公务,或私交,有时茶叙,说说各自的生活,有时互赠小礼物作为纪念。即使在“文革”期间各自受到冲击,她们也保持着真诚的互相关心和十足的女人情调式的交往。在父亲的日记中曾这样记述,宋庆龄经常请父母去她的家中小聚,同时邀上马海德等几位朋友,或品茗、聚餐,或聊聊家常,谈谈大家关心的事,有时还在宋家的小电影厅观看外国原版电影,宋庆龄等几位看得津津有味,唯有母亲的外语水平稍逊,看得有点乏味,细心的父亲有时就提早陪母亲回家。1967年国庆,母亲在天安门城楼上看到了久未谋面的宋庆龄,她们深情握手,互报平安,表达着彼此的牵挂。几天后母亲收到宋庆龄送来的一罐亲手烧的小菜,以表达对这次难忘会见的珍视。其实平日里,宋庆龄就经常派人送来自家的鸽子蛋、南方捎来的醉蟹等,请父母品尝,有时也送来名贵的花卉供他们观赏。而母亲则时常给宋庆龄送去家里腌的咸菜、泡菜等,宋庆龄很爱吃,还经常打电话再来要。有时宋庆龄托母亲帮她买花布、订蛋糕,她在电话中讲英文,又要父亲来翻译。宋庆龄还把刚出版的《宋庆龄选集》送给父母,并在扉页上题写“送给史大姐陆同志纪念”。她们的书信往来更是频繁,内容大多是两位老人间有如“平湖糟蛋”“蓝底小花布”等特具女人味儿的话题,字里行间充满着温馨和家常。经历过“文革”的人都不难想象,在那个年代能有这样的人情温暖,对彼此心灵会是多么大的安慰!父亲去世后,宋庆龄已行动不便,但她还是在养女的陪同下来到我家慰问,两位老人抱头痛哭,共同追忆父亲的一生,互相安慰又互道珍重。宋庆龄逝世后,母亲更是三度撰文追忆宋庆龄这位一生的挚友。

患难与共 伉俪情深

母亲与父亲陆殿栋是在办案过程中相识的。那时的父亲在上海法租界当译员,对这位才华出众的女律师十分仰慕,母亲对他也颇有好感。因在营救政治犯等活动中常常得到父亲的帮助,母亲更感到两人在政治上的心灵相通,并由此感情日深。当时,父亲一得知巡捕房要抓捕某一政治犯便赶紧通知母亲,母亲则立即通知有关人员或告知中共地下组织设法转移。“七君子”事件发生后,父亲一直为她奔走,不仅陪她到自己的亲戚家躲避,后又陪她到苏州投案,母亲获释后,就和父亲结婚了。事实证明,母亲所选择的伴侣,不仅在生活上能够互相体贴,在事业上也是患难与共的亲密战友。从抗战胜利后到上海解放前的一段时间里,他们的爱情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母亲的每一次转移、藏匿及逃避国民党特务的追捕,都由父亲陪同,日常生活等也都是父亲亲自照料。在父亲的日记中,母亲哪天看病、吃什么药都记得清清楚楚。

陆殿栋、史良夫妇

父母生活很有情调,夫妻感情甚笃。在重庆,他们常去南岸骑马,或漫步绿树丛中;在北京,他们有时也带我去公园玩,夏天则去北戴河避暑,冬天会到广东从化避寒。父亲生活很洋派、很讲究,他们每周要到北京饭店理发,到新侨饭店、和平宾馆吃西餐,再带些点心回家品尝,有时赶上周末我有幸也一同前往。

父亲热爱摄影,他在每张底片上都注有详细的说明并按时间顺序排列,一张张胶片串联起了他们互相尊重、志同道合的美满婚姻和幸福生活。好学的父亲曾是哈佛留学生,看书之余,他还做了成千上万的资料卡片。尽管对国际法有很深的造诣,但在他晚年那个年代里似乎没有什么用武之地,他便在日记中抒发怀才不遇的心境。他的突然离世,对母亲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一贯坚强豁达的母亲常沉浸在悲痛和怀念之中,每天默默地坐在父亲的遗像前,连参加活动时都带着黑纱。自此,她的身体大不如前,每况愈下。

“都过去了,这没什么”

母亲对党有着深厚的感情。无论在解放前,还是在新中国,她都对党坦诚直率,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在面临各种政治考验时,她都坚定不移地和党站在一起,成为一位与中国共产党长期荣辱与共、并肩战斗的亲密战友。

1979年至1985年,母亲两度出任民盟中央主席。虽然身体日渐衰弱,但她仍全身心地领导民盟重新恢复了各级组织,各项工作都出现了开拓性的进展。为给在“反右运动”和“文革”中受到不公正待遇和迫害的许多盟内外同志平反昭雪、落实政策,母亲做了许多努力。据秘书和民盟中央组织部老部长林亨元回忆,当时经手转往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要求平反的信件达数百封,对许多上访信她都亲自签批并提出具体意见,还经常打电话催办,大部分冤假错案都在她的努力下得到了解决,章伯钧的女儿就是其中之一。民盟中央有的同志为自己在“文革”中说过对母亲不好的话、贴过大字报,向她表示歉意,母亲回答说:“都过去了,这没什么。”对于民盟中央“造反派”的处理,母亲也表示“只要工作需要就留下”。可以说,一个经历了政治磨难的女性能有如此开阔的胸怀和肚量是非常难得的。

1980年1月1日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邓小平与史良亲切交谈。

永恒的美丽

在各种社会活动场合,母亲给人的印象常常是穿着讲究、举止高雅、才思敏捷、豁达大度、乐于助人,讲话和处事十分得体,美丽而又时尚,浪漫而有教养。而在家庭生活及与亲友的交往中,则处处可见母亲身上蕴涵着的浓郁的女性温情,慷慨待人又廉俭自持。对待亲友甚至是一些求助于她的陌生人,她从不吝啬,却对自己的生活要求十分简单。特别是在她晚年,穿衣吃饭都很节俭,家具和陈设也很陈旧。她给民盟转信都是用旧信封翻过来粘好重用,很多家庭都有彩电了,她还在看一台电子管的苏联电视机。

母亲一生重视学习,时刻关心着国内外新闻和大事,晚年在病床上还要我们给她读报纸和重要文件。她对我说,你们要好好学习工作,一切都要靠自己努力,并教育我从小就要节俭自立,自己洗衣,自己做事。在我15岁时,她就送我到吉林农村插队,还经常写信鼓励我在农村好好锻炼。过去经常有一些领导同志来家里做客,她从不让我露面。她的文件不让孩子接触,汽车也从不让孩子私用。母亲经常告诫我,一生都要老实工作,清白做人。现在回想起来,她这样的谆谆教导和严格要求对后辈的一生都非常有益。

母亲去世后,我们遵照她的心愿把父母留下的千余册中外法学书籍捐赠给了全国人大法工委。而母亲在上海的房产包括南海花园饭店的60多间楼房和另外十多栋弄堂楼房也早已全部捐献给了国家,我在她的遗物中只找到一张由周恩来总理签署的接受史良捐献房产证书的照片。她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财产,但她一生革命、两袖清风、襟怀坦白的高尚精神风范却永远激励和鞭策着我们。

来源:红船融媒(原载《群言》2010年第7期,有删节)

作者:史小红(史良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