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振汉

跟随红军走完长征的国民党中将

张天佑

编者按:1935年11月,由贺龙率领的红二方面军,从湖南桑植出发,开始长征。在这支队伍里,有一个骑着枣红色骡子的特殊人物——曾多次“围剿”湘鄂苏区红军的国民党纵队司令张振汉。这位国民党中将,为何会跟随红军长征?且听张振汉之子张天佑的讲述。

扬言活捉贺龙却反被擒

1893年,我(本文作者张天佑系张振汉之子)父亲出生在徐州市的贫苦农村。早年进北洋军阀办的陆军学校,后升入保定军校炮兵科第三期,接受了较严格的军事战技术教育和训练。1924年,任奉军连长。北伐战争爆发后,父亲参加北伐军,先后升任团长、旅长,1931年升任第41师师长,授中将军衔。

1935年初,蒋介石苦于“追剿”中央红军屡屡失败,又怕活动在湘鄂西的红二、六军团西进贵州同中央红军汇合,于是紧急调集六路纵队11万人,妄图“围剿”红二、六军团。我父亲时任第41师师长兼第一纵队司令,指挥国民党军队同红军在湖北洪湖等地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1935年6月,萧克指挥的红六军团包围了鄂西宣恩县城,武汉行辕电示我父亲率部从驻地来凤(地处湘鄂边境)北上驰援。这一密电被红军截获破译,红军随即果断决定,由贺龙、任弼时所部红二军团同红六军团主力急行军数十公里,以小部佯攻宣恩,以主力隐蔽设伏打援。

6月12日,国民党第41师以两个旅作为先头部队向宣恩进发。我父亲率师部和一个直属旅(即少将衔黄伯韬任旅长的第123旅)随后跟进。次日晨,国民党先头部队进入红军的伏击圈,红军突然开火,将敌行军纵队分割成几段,各个击破,予以全歼。41师师部电台被毁,参谋长中弹身亡,后随的黄伯韬见势不妙,率残部仓皇逃逸。我父亲头部和身上中弹负伤,被红军俘虏。

同样是国民党中将师长,同样是“围剿”红军的敌纵队司令的张辉瓒,在被红军俘获后是被处死了的,因而,我父亲被红军俘虏之后,自认是必死无疑。正当我父亲绝望之际,贺龙却说了一句:“此人不杀,暂时留下来,先给他治疗吧。”

红军的不杀,让我父亲无比惊讶,此后,红军对他的一系列礼遇,更让他摸不着头脑。那时候红军缺药,但军医却匀出宝贵的药品给我父亲治疗;在饮食上,红军战士吃的都是粗粮咸菜,唯独给我父亲开小灶,吃细粮。

我父亲万万没有想到,红军不但没有杀他,还对他进行了耐心的教育和挽救,并请他当红军学校教员。长征途中,红军给了他军团级干部的待遇,给他配了骡子作为坐骑,给他配了专门的勤务人员照料他的生活。贺老总、任弼时、萧克还把我父亲当朋友一起谈古论今。

为红军转移路线出谋划策

跟随红军长征,我父亲是从失望惶恐,经历了极其尖锐的斗争,而逐渐地汇入革命的洪流之中的。萧克将军后来对我说:“你的父亲的世界观的改造,是在长征的血与火的斗争中完成的。”

贺龙的女儿贺晓明在一部纪录片中,讲述了她父亲贺龙眼中的张振汉。1935年10月,蒋介石疯狂调集20万精兵,攻打仅有两万余人的贺龙部队。形势紧迫,红二、红六军团决定战略转移。此时,红军已经把我父亲视为自己人。在军团最高级别的军事会议上,贺龙、任弼时、萧克请来熟悉国民党军情的我父亲,请他为转移路线出谋划策。

我父亲身为国民党中将,与红军交战多年,对双方的兵力布防、相邻部队关系以及湘鄂川黔一带地理环境十分熟悉,他大胆地建议:“不宜北上,向南从敌军薄弱环节突破。”

我父亲的观点和贺龙等人的想法不谋而合。根据父亲提供的国民党军队布防情况,贺龙、任弼时等决定南下湖南中部,突破国民党沅江、澧水防线。

有关传记中还记述到这样一件事:红军进发到龙山县城,与敌军展开激战,长攻不下。敌人在隘口处设有两座碉堡,枪眼里射出猛烈的机枪火舌,封锁着红军突击部队前进的道路,不断有冲锋的红军战士牺牲倒下。这时,从敌人手中缴获的迫击炮只有两发可用的炮弹了。贺老总把炮兵出身的我父亲找来,问他能不能用这两发炮弹把那两座碉堡解决掉。我父亲立即目测指量,调好炮位角度,指导红军战士引发迫击炮,将两个敌碉堡应声炸飞了……

1936年春夏之交,红二、六军团长征到达金沙江畔。奔腾咆哮的江水挡住了红军的去路,船只早被国民党军队收缴一空。我父亲环视了周边的生态环境,向贺老总建议砍竹子扎成竹排,放排渡江。此建议得到贺老总的赞同,即命一部官兵砍竹扎筏,另一部官兵继续到上下游寻找船只。在官兵一致努力下,两万人马顺利渡江前进。

在翻越玉龙雪山时,我父亲骑的骡子突然滑向雪谷,他被甩到谷底昏迷了。战士们立刻组成人绳,一个接一个延伸到谷底,把我父亲拉了出来。此后,战士们轮流用担架抬着我父亲走出雪山。父亲后来多次向我描述:“过雪山时,好几个红军战士为了把我抬出去牺牲了,我曾经是他们的敌人,杀死了很多他们的兄弟,他们却拿命救我,这份恩情,你不要忘记。”

妻子千里寻夫来延安会聚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长征结束。张振汉作为唯一一位跟随红军走完长征的国民党中将,来到延安,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见。周恩来很关心我父亲的生活,还说要争取把我的母亲接过去。同时,让他继续为红军的军事教育做工作。

我母亲邓觉先是长沙人,出身书香门第,是典型的湖南人脾气,敢做敢为。我父亲被红军俘虏,生死不明,国民党军政要员和众多友好都劝她改嫁,我母亲坚决回绝。

红军长征途中,物资补给十分艰难。红军领导人通过可靠的方式,把我父亲还活在军中的消息,传给了当时住在汉口的我母亲邓觉先。我母亲接到我父亲亲笔写的报平安信函,惊喜万分,她从信中得知红军的艰难,立即变卖了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通过国民党政界的关系,购买了盘尼西林、望远镜、手表、指南针、自来水笔等军需物资,并通过湖南军阀何健的关系,搞清楚红军的去向,然后,以高价雇请“要钱不要命”的游勇,分批运送物资到红军手中。这段经历,被跟随贺龙长征的英国传教士薄复礼在回忆录中多次提及。薄复礼神父的自述,证实我母亲操办的钱和物资确实交到了红军手里。

在红军抵达延安后,我母亲做了各方面的周密准备,打扮成农家妇女的模样,孤身从汉口奔赴西安,又请西北军方面帮助,千里寻夫抵达延安,同我父亲会聚。

我母亲到延安后,得到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的安抚与关怀。待第二次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形势日趋明朗,我母亲便决定先行离开延安返回蒋管区。临走,又是周恩来等人馈赠盘缠,并安排人送到西北军防区安全交接。

1937年,蒋介石受迫于共产党人和全国民众的抗日救国压力,接受了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条件。毛主席在枣林接见我父亲,劝他回蒋管区继续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经过反复思考,我父亲接受了党的安排,带着周恩来亲自安排的“安家费”,途经西安返回汉口,开始了他人生中的又一段里程……

来源:新周报

作者:张天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