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剑门蜀道上的梓潼县是文昌文化的发源地，也是文昌祖庭所在地，享有“文昌帝乡”的美誉。文昌文化是由民间对文昌帝君的信仰和崇拜为表征而形成的，以儒家思想为骨骼和主干，以道家思想为源头和血脉，以佛教思想为涵纳和补充的中国传统文化集大成者。素有“北有孔子、南有文昌”之称。

文昌文化源于文昌帝君信仰。文昌帝君，又称为梓潼神、梓潼帝君，是道教尊崇、民间信仰、帝王封赠、文人士子顶礼膜拜的司禄主文运的神灵。文昌信仰，是指集天、地、人、鬼、神五位一体的宇宙观念，以天人合一为中心，以宗教仪式或意识形态对人们进行道德伦理、宏仁济世劝善教育，并被潜移默化，普遍接受奉行的宗教民俗信仰，是民间传统宗教的一支。

文昌文化内容深广，它包含天人合一，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天资孝友，灏气宏仁，启智开愚，救人之难，济人之急，悯人之孤，容人之过，广行阴骘，上格苍穹，行时时之方便，作种种之阴功，修善修福，利物利人，正直代天行化，慈祥为国救民，忠主孝亲，敬老信友，广行三教，报答四恩，矜孤恤寡，敬老邻贫，劝善止恶，重教崇文等思想精神。集中体现在《文昌帝君阴骘文》中。其表现形态有：

文昌经籍

据载，在南宋隆兴、乾道（1163－1173）年间，蜀中道士刘安胜（假托文昌帝君扶乩降笔而编撰文昌经传的肇始人）传道于梓潼七曲山一带，在此编撰推行了《文昌大洞仙经》《大洞法箓》（《大洞法》和《大洞箓》）。乾道末或淳熙初（1173－1189），刘安胜到了成都，主持宝屏山玉虚坛，在此编撰推行了《清河内传》分文昌化书》（又称《梓潼帝君化书》和《文昌司禄紫阳宝箓》）。之后，历代效仿者先后编撰的文昌经籍、经文不少于100种，仅清初刘樵所辑的《文昌帝君全书》就有50种。

文昌经籍的结构，大体是按陆修静、孟智周两位法师的归类，形成“三洞四辅十二类”的体系，分为七个方面：文昌帝君梓潼神信仰的产生形成的神话传说故事；文昌帝君梓潼神的来历、生平事迹、演绎变化的叙述； 文昌帝君梓潼神的神性、神格、神职与灵迹传说；文昌帝君梓潼神经籍文书内容、宝诰灵签、符箓的载记；宣传道教对人生和宇宙的看法，体现文昌梓潼神的宇宙观、世界观、伦理观等哲学伦理思想；宣传儒家的孝友、仁德思想，朝廷忠主孝亲、积功累德的劝善教育；道士修行实践，修持形式，修养方法，包括宗教仪轨、民俗文化等方面的内容。

洞经音乐

《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简称《文昌大洞仙经》，道教《大洞真经》传本之一，出自西蜀，原经五卷，以济生度死、消灾延寿为宗旨，强调设斋诵经、行善积德为修行之要，劝人安守本分，实为宋元时期道教劝善书之一。传说南宋乾道四年（1168），由文昌帝君以“更生永命天尊”名义“传降”于四川梓潼七曲山灵应庙。

文昌洞经音乐源于谈演《文昌大洞仙经》，是以崇祀文昌梓潼帝君为主的音乐。在弹演经文时，往往采用说唱相间、散韵结合、叙述与赞颂交织的形式，以梓潼七曲山的庙事活动为背景，以劝善戒恶、济生渡死、消灾祛邪、延年益寿为宗旨，强调忠、孝、仁、慈，积善积德。

20世纪80年代，梓潼县组织抢救、发掘、整理编印了《梓潼民间器乐曲集成》，其中有50余首器乐曲与梓潼文昌洞经音乐有关。

1998年，发掘整理器乐曲牌40余首。许州镇有30余人的乐队在演奏这些曲子，使用的乐器有笛子、唢呐、二胡、板胡、碰铃、檀板、小锣、小鼓、木鱼、小磬等，演出前先诵《文昌赞》和一段《文昌大洞仙经》。

2000年，梓潼洞经古乐发掘收集小组与美国李海伦、云南雷洪安、四川音乐学院甘绍成、四川大学王兴平等专家收集到文昌洞经曲谱30余首，同时还收集到《文昌大洞仙经》3卷《文昌赞词》等。

2003年，梓潼聘请甘绍成等专家对文昌洞经音乐进行研究整理，从百余首曲牌中整理出30余首作为梓潼七曲山文昌洞经乐团演出的常规曲目，如《赞文昌》《柳叶青》《上香曲》《香山顶》《哭皇天》《云里白》《普安咒》《步步娇》《水龙吟》《水落音》《山坡羊》《正行香》《接送曲》《汉东山》《登天梯》《山开门》《南清宫》《反南清宫》《万年红》《文昌出巡》《将军令》《桂香颂》《武陵花》《洞经》《七曲》《五福图》《士子腔》《五丁关》《得胜令》《金狮子》《染红尘》《敬亚子》《奉天乐》《浪淘沙》《起驾出銮》《坛祭》《天女散花》等等。时年，梓潼七曲山文昌洞经乐团应邀到北京演出，中央四台录像播映，引起有关专家学者的重视和好评。

2008年6月，文昌洞经音乐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文昌祭祀

据《华阳国志》记述推算，秦汉时期，梓潼山上就已建造了祭祀树神、蛇神、雷神的“善板祠”，以后称恶子祠或亚子祠。据史料记载，第一个祭祀梓潼神的大人物是后秦王姚苌。

天宝十五年（756），唐明皇避乱入蜀，过梓潼应安史之乱忆平梦兆，首封张亚子为“左丞相”，要朝臣祭拜。

第三次高规格祭祀文昌的是唐僖宗。唐僖宗李儇入蜀走到广元桔柏渡，夜梦张亚子请缨杀敌、平叛，以为神助，在七曲山大庙祭祀文昌，下拜封张亚子为“济顺王”。

南宋时期，高宗下令将七曲山改为灵应祠，并下令以王宫格局改建追封张亚子为“神文圣武孝德忠仁王”。元明时期，元仁宗封梓潼神为“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梓潼神与文昌神合二为一，正式称为文昌帝君。

明清时期，文昌信仰发展至鼎盛，“天下学官皆建立文昌祠”，祭祀文昌。梓潼民间有了专管祭祀的会首、拜香团、文昌乐团等。清乾隆年间（1736－1795），梓潼七曲山文昌宫正门高悬“帝乡”牌匾，正式向世人宣告文昌祖庭之位，从此，文昌祭祀进入官民合祭的高潮。清咸丰年间（1851－1861），朝廷把文昌祭祀列入国家礼部祭典，梓潼七曲山大庙文昌祭祀进入鼎盛时期。

文昌祭祀分为道教祭祀、官方祭祀、民间祭祀和官民合祭四种。

道教祭祀： 道教对张亚子推崇备至，自然少不了祭祀科仪。从唐宋至明清，制定有《道门科范大全集》《文昌主禄拜章道场仪》《文昌祈禄本醮》《梓潼帝君醮科》等，按仪设坛祭祀文昌。

官方祭祀：文昌虽为道教之神，但有极为浓厚的儒教色彩。从祭祀特点看，官祭倾向性很强，春、秋二祭最能体现。春祭是祭祀文昌帝君的重大祭典，在文昌生日（每年农历二月三日）举行；秋祭是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后，在梓潼逐渐兴起，每年农历八月初一举行，相传为文昌成正果之日。

民间祭祀：相对于官祭和道教祭祀，民间祭祀文昌的历史更为久远，形式和内容也更为多样化。每年两季庙会定期不变，历久不衰。

官民合祭：迎神会（又称文昌出巡、迎梓潼神等），是梓潼解放前春节重大的官民合祭文昌帝君的活动。分城乡两地朝拜，每年农历正月十二把文昌及圣父、圣母、瘟祖等从七曲山大庙迎接到梓潼县城过年，在县城文昌宫唱大戏供奉七天，让文昌“与民同乐”，正月十八又送回大庙山供奉。数百年来已成习俗，至1950年举办最后一次迎神会为止。

文昌庙会

文昌庙会源于文昌祭祀，梓潼七曲山大庙每年有两次庙会，即农历二月初一日至十五日和八月初一日至十五日，是梓潼民间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参与人数最多的大型民俗文化活动。

文昌庙会由宗教信仰开始，进而发展为民俗文化，可说是一种庙会文化。文昌春祭庙会始于南宋乾道年间（1165－1173），文昌秋祭庙会主祭文昌帝君化身的瘟祖，始于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

据《梓潼县志》记载，每年庙会之际，由会首将庙会筹备情形向知县详呈。庙会第一天早晨，各行业首事及县内各官绅，由知县领衔到大庙文昌正殿行礼如仪。第二日，由县内外举人、秀才结队前来，用8人大轿抬着文昌神像，在音乐声中巡视庙宇四周，俗称“举子祭游”。自此，县内及外州县的拜神者络绎不绝。整个庙会期间既娱神也娱人，各地川剧班子在大庙四周的天封寺、魏崇庵、青龙寺、火神庙、永济寺、长卿山等处万年台（戏楼）唱戏，名曰“唱四方，拜诸神”。

庙会期间备有简易席桌，用二三斤猪肉混合着大量的蔬菜做成5小碟10大碗的油席，收费低廉，就食者众，前席尚未食毕，后来者已环立四周。

庙会时期，梓潼商帮及绵州、汉州、剑州、潼川（三台）、顺庆（南充）、保宁（阆中）及陕、甘南部商帮都在城内摆摊设点，划定地点，不得“侵位占行”。一季庙会的商品交易税收，往往胜过一年的农商税收。1987年以后，还多次举办“梓潼县秋季大庙商品交易会”“文昌民俗艺术节”“中华文昌文化学术研讨会”“海峡两岸文昌文化交流活动”“海峡两岸文昌文化研讨会”等。

文昌出巡

文昌出巡，又叫“迎神会”“迎梓潼”，俗称 “接神”，同春秋祭典一样是文昌崇拜的重要内容。是随着文昌帝君信仰而形成的一种民俗文化活动。

每到农历正月十二凌晨，县城内及周边居民都早起沐浴更衣，城内居民遍设迎神香案于自家门前，香案桌上系以红色绣花绸缎，放置香炉，左右置以蜡台，点以红烛；门首悬挂大红宫灯，门前放置新鲜嫩柏桠枝，用干柴引燃熏放烟雾。

至晨七时左右，即由城内遣派一名年轻士绅，身穿长袍马褂，头戴礼帽，背背印盒，前胸挂如意，跨上骏马，经县城至上山官道，飞奔直上七曲山大庙，按预定程序与山上会首诸人接洽，恭请文昌帝君乘神轿起驾。上午九时左右，梓潼知县率领僚属、士绅等，用饰以红色呢缎的大轿，抬上主管县城阴曹地府及神鬼之事的梓潼城隍神像，在鞭炮乐奏声中，来到县城北接官厅口，恭迎文昌帝君神轿到来。圣父、圣母、文昌和城隍四乘大轿，轿前由4个扮成宫女模样的年轻姑娘，手提香炉，内燃檀香，香气四溢；轿后，由2名扮成宫女模样姑娘执掌用孔雀、金鸡等羽毛制成，上面缀以珠翠等饰物的日月扇。每乘大轿后均有3个乐棚，有丝竹管弦组成的细乐队，多由各善堂佛学社的人组成；还有锣鼓和钹镲打击乐器组成的粗乐队，多由剧团乐队和玩友组成。锣鼓喧天，吹打弹奏，在悠扬的乐声中徐徐前进。轿队经过城中每家人户门前时，户主即率领全家人等焚香点烛、鸣炮叩首。浩荡的人群游完全城后，文昌神像就驻入县城文庙东侧的文昌行宫。

文昌迎神会当天，文昌行宫的万年台（戏楼）就开锣唱戏酬神，剧目有川剧《群仙会》等，向文昌帝君等敬贺新年。至正月十五日元宵节，俗称过大年，县城热闹异常。白天，歇驾于文昌行宫的瘟祖神像。要由数十个年轻人抬上，在锣鼓声中的人流里巡游全城各街巷，意为驱除邪恶瘟疫。入夜，有青、黄火龙出动，增添节日热闹气氛。至新年正月十八日一早，县衙官吏和会首执事们以及信众，齐集县城文昌行宫，待和尚、道士做完起程仪式之后，由事先安排好的仪仗队开道，恭送文昌帝君返回七曲山文昌宫祖庭。此种梓潼文昌出巡民俗文化活动至1950年废止。

1979年起，七曲山大庙文昌宫对外开放，恢复了七曲山传统庙会。

梓潼阳戏

梓潼阳戏是四川众多傩戏中的一个种类，同样被专家称为戏剧“活化石”。梓潼阳戏的产生，与文昌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据考察，清末民初，梓潼全县有20余个阳戏班在演出。阳戏的表演，主要由天戏、地戏、花戏等几个部份组成。梓潼阳戏自1985年发掘整理后，为中外傩学专家组织多次演出，并由绵阳市文化局录制，学术界认为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1994年5月，台湾出版的由王秋桂主编的《民俗曲艺丛书》中，有四川省梓潼县马鸣乡红寨村一带的《梓潼阳戏》专书。

随着社会的发展，思想的解放，改革的深入，文昌文化所具有的重要的研究价值和应用价值，逐步被人们所认识。中共梓潼县委、县人民政府不失时机地发展以文昌文化为内涵的文化旅游产业，充分利用博大精深的文昌文化内涵和七曲山奇秀的自然风光，以及固有的文昌经籍、洞经音乐、祭祀、庙会、出巡、春秋祭典、大新花灯、马鸣阳戏等独特的民俗文化现象，利用它们的多种功能和广泛的社会性，使文昌文化的物态文化层和行为文化层都成为具有很高价值的人文旅游资源，使其在发展梓潼的文化旅游产业中，更加展现出文昌文化产业所具备的历史文化、艺术观赏和科学考察等价值。